林肯反奴隶制思想的起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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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杜华。原标题为《语境主义、公众意见与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读埃里克·方纳著<火的考验:林肯与美国奴隶制>》，刊发于《世界历史》2015年04期。本文转载自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号：ohistory）。在美国学术界，对第16任总统亚拉伯罕·林肯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以至于有学者戏言：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对耶稣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多于林肯。 倘若没有新材料的发现，林肯研究显然已经“题无剩义”。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林肯研究著作，聚焦于林肯的婚姻、可能性的同性恋、抑郁症等方面，虽有一定的可读性，但缺乏新材料的支持，颇有些“剑走偏锋”的味道，学术价值有限。

2010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出版了《火的考验：林肯与美国奴隶制》 一书。该书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广受好评，一举获得了三项大奖：班克罗夫特奖（The Bancroft Prize）、普利策历史类图书奖（Pulitzer Prize for History）、林肯奖（The Lincoln Prize）。林肯研究可谓是“帝国性事业”，每个人都自称是主宰者，并为一些细节争吵不休 。那么方纳此书为什么能够超越各种纷争，获得如何广泛的高度认可呢？除了林肯研究之外，此书在19世纪上半期政治史研究中取得了什么重要进展？方纳对这一经典课题的新解释是基于何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而这样一部广受好评的著作，又反映了美国政治史研究中的那些新趋势？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1、历史语境中的林肯与奴隶制此书之所以能在卷帙浩繁的林肯研究著作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方纳将林肯置于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历史语境中，“去情感化”（de-sentimentalize）地描述其奴隶制和种族观念的演变，有效避免了既往研究中所充斥着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浪漫化阐释，使得此书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和“语境主义史学的典范” 。

本书最核心的主题是林肯在奴隶制和种族问题上的“成长能力”。目前的很多研究都是从结果发出来推断历史发展的过程，将林肯塑造成一位诞生之际就手持签署《解放宣言》之笔的伟人，致使林肯思想观念中那些不那么“伟大”的部分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而方纳则尝试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林肯的成长，即沿着“历史展开的方式向前观察，未来是不可知的，前进的时候会走上岔道，甚至是回头路”  。这种历史解释关键就是尽量抛弃意识形态和后见之明，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对研究对象做“同情之了解”。

林肯反奴隶制思想的起点在哪里？这是所有相关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难题。早期的很多林肯传记都认为他从小就对非裔美国人怀有纯粹的善意，并梦想成为“伟大的解放者” 。方纳认为这种解释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因为林肯很少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留下的私人资料非常少 。他从林肯早期所生活地区的整体环境和氛围入手，对其奴隶制观念进行了合理推断。林肯于1809年出生于肯塔基州，7岁时随全家搬至印第安纳州的西南部，1830年又迁往伊利诺伊州的中部。这三个州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奴隶制，但并没有被奴隶制所控制，因而形成了一种对奴隶制既不激烈反对、又不狂热支持的克制性的政治氛围。当地居民对奴隶制的反感主要是非道德层面上的，他们认为奴隶制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使没有奴隶的农场主难以取得成功。与此同时，种族主义又根深蒂固，这三个州都制定了严格否定黑人公民权的法律，并曾立法阻止自由黑人的进入 。而且，林肯与非裔美国人接触甚少，只有两次目睹南部奴隶制种植园的经历。因此，方纳谨慎地指出，早年的生活经历，使林肯成为奴隶制的“偶然的反对者”，他相信提高社会地位的最好途径是自由劳动，而非获得奴隶。这就是林肯此后对奴隶制的观念和行动的起点 。

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是林肯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阶段，他逐渐成长为伊利洛伊州辉格党的重要成员。在这段时期内，林肯对奴隶制的看法基本没有变化。他认为奴隶制是建立在不公正和坏政策（bad policy）基础之的，但宪法中与奴隶制有关的妥协条款必须被遵守，而且联邦政府无权干涉蓄奴州的奴隶制，除非联邦和宪法遭遇危险；他谴责废奴主义者，认为解决奴隶制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将黑人殖民到海外；他几乎没有谈及黑人的权利问题，认为黑人并不属于美国公民 。林肯的这些观点是大多数辉格党人相差无几，他曾表示自己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看法与该党领袖亨利·克莱（Henry Clay）完全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政治被以平民为导向的两大现代政党所控制，而强调政党忠诚和政治行为的组织性则是现代政党的主要特征 ，林肯作为辉格党的忠实支持者，其对奴隶制的看法当然与辉格党主流思想相差无几。

在这个时期，林肯还留下了其反奴隶制生涯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污点”。1847年10月，林肯曾担任奴隶主罗伯特·马斯顿（Robert Maston）的辩护律师，要求一名女性黑奴和她的五个孩子重归奴隶身份。在本书中，方纳几乎从未对林肯的言行做出对错与否的评价，唯独此案是个例外。方纳指出，从生计压力和职业发展角度来看，林肯都没有承接此案的必要，因为他当时已经在伊利诺伊州律师界闯出了名堂，并准备前往华盛顿就职国会议员。更重要的是，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对奴隶制的道德谴责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北部人所接受，以萨蒙·蔡斯（Salmon Chase）为代表的一大批律师充分利用各种逃奴案件来打击奴隶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林肯仍在奴隶制问题上保持这缺乏道德感的中立，这似乎是难以接受的 。

1854到1860年间是林肯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他从一个地方性的政治家转变为北部最主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在这个时期，随着北方社会中反对奴隶制情绪的高涨，林肯对奴隶制的反对也日趋激烈。他开始使用废奴主义者的话语从道德层面强烈谴责奴隶制，主张以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干涉奴隶制，宣称建国之父们拥有坚定的反奴隶制信条，并大力鼓出“自由劳动”，从社会和经济层面攻击奴隶制 。林肯的这些观点算不上激进，在新成立的共和党中，很多人都秉持同样的理念。

与奴隶制观念相比，林肯在这一时期的种族观念似乎没有什么“进步”。1858年，林肯在与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时，曾留下了一段广受争议的言论：“我无意实现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平等。在我看来，这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生理上的差异将使二者永远无法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如果二者真的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的地位必须要有高下之分，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都认为白人应该处于较高的地位。” 此论成为林肯研究中的一段公案，引发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理查德·斯泰纳（Richard Striner）认为林肯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家”，其种族主义言论都是迎合听众的权宜之计，以掩盖其种族平等的真实想法，实现其政治目标 。小勒农·贝内特（Lerone Bennett, Jr.）则认为此论点充分表明了林肯白人至上主义的观念，他虽然把《独立宣言》挂在嘴边，但是只承认黑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一直不愿考虑黑人的公民权（citizenship） 。这其实是林肯研究中两种相反流派的极端体现，前者认为林肯是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和实现种族平等的“伟大解放者”，这种观点在内战后就兴起，一直持续至今 ；后者则极力打破林肯“伟大解放者”的神话，认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奴隶制的废除是多种原因所致，并非是林肯个人的功劳，这种观点在20世纪 60年代兴起，深受民权运动的影响 。

方纳承认，林肯的确怀有种族偏见，他在私下里经常使用“黑鬼”一词，认为黑人不是美国公民，只能享有自然权利，不能拥有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利 。但他又指出，林肯的这些观点其实非常普遍。在内战前的美国社会，流行一套独特的权利观念。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是指《独立宣言》中所列举的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公民权利（civic rights）的基本内容是个人自由、人身和财产得到保护的权利，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的核心是选举权。大多数奴隶制的反对者，尤其是共和党人，都支持黑人拥有自由权利和基本的公民权利，但反对其拥有政治权利。“社会平等”（social equality）意味着要支持种族间的通婚，这遭到了绝大部分美国白人的反对，几乎所有的州都立法对其禁止。而且，绝大多数奴隶制的反对者都认为反对奴隶制与反对种族主义之间没有系统的关联 。

由此，方纳指出，“种族是我们的困扰，而不是林肯的” 。这可能是本书中最为大胆的结论，但也是对19世纪上半期历史语境的准确概括。在当时，种族主义是绝大多数美国白人所共同分享的一种意识形态，并非是林肯个人所特有的观念；种族平等才是一种边缘性的极端思想，只有极少数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秉持这一理念。内战前所发生的诸多有关奴隶制问题的论争，都很少谈及种族问题。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完全平等只是民权运动以来，人们针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提出的要求，以现代的种族平等观点来苛责林肯，无疑是脱离历史语境的“隔阂肤廓之论”。

内战期间是林肯政治生涯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林肯的奴隶制和种族观点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长期以来，林肯一直被视为《解放宣言》的缔造者。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林肯的“伟大解放者”身份遭到了黑奴自我解放理论的严重挑战。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认为林肯在黑人解放过程中一直是被动和迟疑的，黑人在内战之初的持续逃亡，迫使其走上了解放奴隶之路；“从法律视角来看，《解放宣言》没有解放一个黑奴”，大量的黑奴通过逃跑、暗中破坏种植园、参加当地的起义、为联邦军队服务等方式完成自我解放的。 20世纪80年代，这种理论在美国社会史学家中一度获得了正统学说的地位。但是，以知名内战史学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坚持为林肯辩护，认为林肯的坚定的反奴隶制思想、娴熟高明的政治领导艺术和对联邦军队的成功指挥，是奴隶制最终得以废奴的必要条件。      

方纳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观点的综合。他明确指出，奴隶向联邦军队控制区的逃亡、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压力、消除欧洲干涉的愿望、不断增加的人力需求、边界州对林肯的渐进废奴方案的反对等诸多因素的合力，迫使林肯走上解放奴隶之路。但方纳同时指出，林肯并没有完全被这些事件裹挟着前进，而是表现了足够的自主性。早在当年7月，林肯就向内阁成员提出了原始版本的《解放宣言》 。《解放宣言》颁布之后，林肯就成为奴隶解放政策的坚定捍卫者。他在战时重建方案中明确指出，回归联邦的各州必须在宪法中废除奴隶制。1864年夏，北方士气降到最低点，与南部进行和谈的呼声日益高涨，林肯则坚决捍卫《解放宣言》，拒绝与南部和谈。此后，林肯还努力推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以确保从法律上彻底废除奴隶制 。

在内战期间，林肯的种族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黑人士兵的英勇表现以及与杰出黑人政治活动家的会面，削弱了林肯的种族偏见 。而且，林肯开始考虑给予黑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1864年3月，林肯曾建议路易斯安那州将那些有才智的黑人，尤其是为了联邦英勇奋战的黑人纳入到选民队伍之中。1865年4月11日，林肯在其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首次承认有色人种应该得到选举权。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公开赞同有限的黑人选举权。但毋庸置疑的是，林肯从未成为完全的种族平等主义者。在私下里，他继续使用“黑鬼”（nigger）和“黑佬”（darky）这样的词语，并讲述具有种族色彩的幽默故事 。

总之，从19世纪30年代到1865年，林肯逐渐从一名奴隶制的“偶然的反对者”成长为《解放宣言》的签署者和捍卫者，从一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者转变为黑人选举权的提倡者。林肯的“成长”并非直线前进的，他始终不是反奴隶制事业的先行者，即便在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之后，他依然继续宣称自己更倾向于渐进地废除奴隶制。终其一生，林肯始终没有成为种族平等主义者。但是我们不能以现代的种族平等观念来苛责林肯，因为在奴隶制势力无比强大、种族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19世纪上半期，林肯在奴隶制和种族观念上的每一点成长都是一场“火的考验”。
2、公众意见与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政治方纳此书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部出色的林肯政治传记，更在于它从公众意见这一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重新发现”了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对全国政治的重要影响，深刻阐释了林肯所处时代美国政治运行方式。

（埃里克・方纳）
在本书中，方纳所讨论的不是选举、担任公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而是“在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塑造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  。毫无疑问，方纳对政治的理解受到了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认为政治不仅仅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制度化权力运作，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发生的权力争夺。但方纳所谓的公众意见并不是一种理想化模型，而是19上半期的历史存在，即多数民众在某个事件和问题上的看法，它往往既不是理性交流的产物，也不具备理性批判的特征 。

方纳之所以从公众意见这一全新的角度来分析内战前的美国政治，主要是为了揭示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对全国政治的影响。在很多关于内战前政治史的研究中，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则被描述为自以为对现实政治一无所知的狂热分子，被置于历史叙事的边缘。方纳认为，这种历史叙事其实对政治在民主社会中的运行方式的误解 。在内战前三十年中，对公众意见的争夺可谓是政治的核心环节，就如林肯所言，“我们的政府是基于公众意见的，谁能改变公众意见，谁就能改变政府”  。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决定奴隶制命运的场所不是国会或法庭，而是公众意见。这意味着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这样的观点激进的少数派，也可以通过煽动公众意见，对全国政治施加重要影响。

从19世纪30年代起，废奴主义者就不断用请愿、演讲、发行报纸和小册子等各种手段宣传立即废奴思想，将奴隶制问题推向公共辩论的中心。在此过程中，废奴主义者逐渐发展出一套激进的反奴隶制话语。他们谴责奴隶制是一种嵌入到美国的所有社会体制“巨大的罪恶”，宣称奴隶制的延续彻底背离了《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美国革命的遗产，认为黑人应享有自然权利和基本的公民权利，并建议在内战后赋予黑人一定的政治权利。这些激进的反奴隶制观念逐渐成为公众意见的一部分，对林肯这样的处于政党体系内部的政治家产生了影响。总之，废奴主义者通过改变公共话语来重新定义了政治的“可能性”，这使得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自身所处的边缘处境 。

激进共和党人也在不断通过演讲、发行报纸等方式煽动公众意见，将反奴隶制的道德原则注入到政党体系之中。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mer）、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等激进共和党人领袖都是大名鼎鼎的演说家。著名的废奴主义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llips）曾这样评价威廉·西沃德：“他的演讲值得一听……他的观点可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立场”  。正是这种强大的塑造公众意见的能力，使为数不多的激进派对共和党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861年底开始，在他们的努力下，国会先后通过了《敌产没收法》（Confiscation Act）等一系列打击奴隶制的法案；当林肯还在边界州推行他的渐进废奴方案时，他们就多次提出要在总体上废除奴隶制；在《解放宣言》颁布之后，他们率先提出必须要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保证《独立宣言》不被中止或废除，并推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扩张黑人权利的法案 。

由此，方纳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发现”了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对内战前美国政治的影响。他们主要不是通组建政党、游说国会、建立政治同盟等“高层政治”的途径来影响政治，而是不断煽动公众意见，将反对奴隶制的道德原则注入到北方民众和政党体系之内，为林肯这样的政治家提供了改变观点和施展行为的语境。他们的诸多观点，尽管在最初显得异常激进，但最终被林肯这样的政治家所接受，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这恰好印证了马克思·韦伯对激进主义与现实政治之间关系的判断：“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人不断追求不可能之事，那么那些可能之事就永远不会实现”  。

此外，方纳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了政党体系内部的主要政治领袖在奴隶制政治演变过程的作用。在杰克逊时代所创立的现代大众政党体系中，政治领袖既要观察到公众意见的变化，又努力影响和塑造公众意见，而林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内战开始后，因意识到战争带来的难以预计的多变局面，林肯广泛阅读报纸和寄往白宫的信件，并向很多人询问民众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看法，努力与公众意见保持一致，他在奴隶制和种族观念上的演变反应了北部公众意见的变化趋势 。与此同时，林肯也在不断以演讲和发布公开信（public letters）的方式来引导和塑造公众意见，引导北部民众坚定废奴信念，接受黑人的公民身份，勇敢面对奴隶制给美国带来的不良遗产 。

通过上述研究，方纳深刻地展现了公众意见与19世纪上半期美国政治的密切关联。一方面，对公共意见的争夺对政治运行的重要内容，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势力都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公开化、最大化，以压制或淹没对手的声音，使自己的声音成为公众意见的代表，以最终改变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公众意见的改变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开明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卷入社会运动、日常的生活经验都会改变公共辩论的本质，进而改变公众意见，这意味着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民众也可能对公众意见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有些学者也注意到公众意见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政治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像方纳这样将公众意见作为叙事核心并对其进行如此深入研究的，却是屈指可数 。

需要注意的是，方纳并未指出，公众意见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是美国19世纪上半期才现的特殊现象。在美国革命时期和共和国初期，很多美国民众，尤其是政治精英，对公众意见这一颇具民主色彩的现象和理念持怀疑态度 。19世纪上半期以来，随着选举权的扩展和现代大众政党（mass party）的成立，使得“政治似乎进入了所有领域”，民众以极大热情参与政治活动，公众意见也就变成了一种“神谕” 。与此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印刷媒体的盛行、电报的发明，都极大地增加了人们换取外部信息的能力和速度，导致政治从地方政治精英之间的敌对游戏转变为由政治组织和印刷媒介所塑造的公众意见的争夺。从这角度上来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争夺公众意见的历史”  。

而且，方纳并未解决一些与公众意见相关的重要问题，比如公众意见到底是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废奴主义者所使用的请愿、集会等策略是以何种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改变公众意见的？公众意见至上的政治文化对内战的爆发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学者深入研究。
3、新旧交融：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关于经典题材的研究，要想取得新突破，不外乎依赖新材料和新方法。方纳所使用的材料可谓非常“大众化”，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已经被数据化的文献。此书的突破主要归功于方法的使用。方纳融合了多种政治史研究路径，将政党政治、社会政治和大众政治联系起来，把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置于同一种叙事之中，成功构建了林肯所处时代美国政治史的整体画面，赋予了林肯和奴隶制政治这一经典课题以新的内涵。

毫无疑问，方纳在本书中采用了社会政治史的研究路径。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历史学者提出要淡化权力与公共制度的关系，不再将政治与社会独立起来，而是要考察二者之间的交汇或互动，由此形成了“社会政治史”研究路径 。在本书中，方纳借鉴公共领域理论，将社会与政治联系起来，分析了权力在社会中的产生和运行的机制，以及社会领域中的权力对于制度性权力的影响。具体而言，他所考察的乃是公众意见在公共领域中被塑造、形成和改变的条件、机制和方式，以及其对政党政治、国会辩论、国家政策等“高层政治”的影响。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使方纳发现了废奴主义者、黑人逃奴、联邦军队中的黑人士兵等底层民主和边缘群体对全国政治的重要影响。

方纳也借鉴了经典政治史研究范式中的可取之处。首先，方纳并未像很多崇尚自下而上观察历史的学者那样将政治精英边缘化，除了林肯之外、亨利·克莱（Henry Clay）、萨蒙·蔡斯（Salmon Chase）、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政治精英同样处于叙事中心。其次，方纳在使用公共领域理论、文本分析等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利用了叙事方法、因果分析等经典政治史的工具，讲述了一个充满细节、环环相扣的关于林肯成长和奴隶制政治演变的故事。而且，在这个故事中，美墨战争、斯科特案、林肯与道格拉斯辩论等重大政治事件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环节，这些都具有经典政治史研究范式的典型特征。

总之，在本书中，方纳集经典政治史和社会政治史研究的特长于一身，同时从“从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出发来观察历史，将底层民众、边缘群体和政治精英纳入到同一种叙事之中，创造了一种整体性的、多元的政治史模式。在这种历史解释中，两党的主要政治领袖、处在政党体系之外的废奴主义者、共和党内少数的激进派、在内战开始后向联邦军队方向逃亡的黑人奴隶、在联邦军队中英勇作战的黑人士兵、甚至包括对废奴主义者进行攻击的极端种族主义者，都因为各自对公众意见的影响而成为奴隶制政治的参与者，最终改变了奴隶制和美国民主制度的命运。正是这种宏阔的视野，使得方纳此书既超越了传统政治史对政治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注，又避免了受社会史和文化史影响的各种“新政治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赋予了奴隶制政治的演变这一个经典的传统政治史课题新的内涵。

方纳此书的成功充分表明，只要怀着开放的心态，吸纳新的学术和思想资源，重新界定研究领域，借鉴新的研究路径，政治史就可能“老树发新枝”，重新焕发生命力。事实上，在其整个治学历程，方纳一直在不断吸收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方纳的成名作《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具有浓厚的传统史学的色彩，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北部共和党的政治精英 。此后，方纳受到蓬勃兴起的新社会史的影响，开始关注普通工人和黑人的历史。但他意识到新社会史研究因有意“去政治化”（depoliticalization）而失去了更大的语境，无法赋予其研究对象以更广阔的内涵，呼吁将政治纳入到社会史研究中去，并提倡扩展“政治”的内涵：政治不仅是投票行为和立法联盟（legislative alignment），更是权力在公民社会中的发生和运行的方式。 在1988年出版《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一书中，方纳已经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框架，将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揭示了黑人的抗争与联邦政治之间的关联，开创了重建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史学理念方面，方纳则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抛弃了传统史学中的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史观，强调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他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一书中所开创的了“质疑性叙事体”就是这种理念的集中体现 。

如果将方纳与著名政治史家迈克尔·F·霍尔特的（Michael F. Holt）的治学历程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霍尔特是与方纳同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二人都在20世纪60年代末崭露头角，皆以研究19世纪政治史而闻名。与方纳不同的是，霍尔特是紧跟新政治史的潮流而跻身史学领域的 。据霍尔特自己承认，尽管他从来都不是新政治史的自觉信徒，但是他在最初的研究中确实接受了新政治史的核心理念，从普通选民的投票行为的变迁入手来研究内战前美国政治的发展，认为种族和文化因素是政党分歧的关键 。霍尔特此言不虚，他1969年出版的成名作《缔造多数派：匹兹堡市共和党的形成》 是新政治史研究代表作之一。70年代末年代以来，新政治史遭遇严重危机，其对普通选民的过分关注遭到了很多诟病。霍尔特也加入到反思者队伍中来。但是当包括方纳在内的很多学者开始从社会政治史和政治文化等角度来考察关注妇女、黑人等非选民对政治的影响，霍尔特却“逆流而行”，走上了回归精英研究的道路。他认为仅仅将目光聚焦于选民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不仅是因为非选民对投票结果的影响与选民同样重要，更因为推动政治发展的是政治领袖、公职人员和政党策略家（party strategists），因此任何一部关于政党的连贯且让人满意的历史著作，最好都要从白人政治精英的角度来讲述 。

在1999年出版的《美国辉格党的兴衰：杰克逊时期的政治与内战的开始》一书中，霍尔特的回归传统史学之路达到顶峰。他完全忽视了政治文化和选举行为研究，将研究对象局限于辉格党政治精英，将政治视为为政治精英基于现实利益考虑，利用各种方法赢得选举的过程。而且，霍尔特认为塑造历史进程的是历史事件，先前发生的事件会对人们在此后的判断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强调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叙事模式，明显带有传统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在2000年获得了“林肯奖”，这表明向传统史学的回归也是美国政治史研究的一个趋势 。

方纳的“由旧到新”和霍尔特的“由新返旧”，生动地显示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不同风格的政治史家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思已有研究的局限、吸收各种思想和学术资源，使摇摇欲坠的政治史研究重新焕发活力的。时至今日，美国政治史研究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和多元化的研究领域，各种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相互交融，“从下而上”和“至上而下”这两种研究视野并行不悖。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在题材选择上打破新旧之分的陈见，如何为选择的题材找到最合理的研究路径，如何综合使用各种恰当的研究方法，是当前的美国政治史学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面，方纳此书无疑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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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得福

南北战争是北方对南方的霸凌，是法西斯政治正确对自由的公然侵犯。林肯是美国最混蛋总统，不是之一（混蛋和傻B是两码事，奥巴马因厕所令成为最傻B总统，连鸡巴和B都分不清楚）。南北战争跟奴隶制P关系没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借口。 这个无耻之徒，不得好死是天报应。

什么鸡巴对奴隶制度态度不断进化，这个混蛋根本就是一个是非不分，无视他人生命权的野心家。为自己的名利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