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货写的：最后的诱惑：福音派何去何从

万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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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诱惑：福音派何去何从2018-03-20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迈克尔·格尔森

翻译：张拓木，张海云，杨刁刁，华思睿

校对： 李雅坤，Xujun Eberlein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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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政治圈里最不寻常的一个现象 — — 甚至也可以说是近期政治史上最不寻常的发展 — —就是宗教保守派对唐纳德·特朗普的俯首帖耳。特朗普赢得了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五分之四的选票。这比罗纳德·里根、还有对自己福音派身份从不讳言的乔治·W·布什从这个群体得到的支持都要多。

特朗普的背景和信条与传统基督信仰的生活做派及引领格格不入。特朗普以往的政治立场（他曾经支持孕晚期堕胎权），他的品性（他曾吹嘘自己如何性侵女性），甚至他的言语（他把“逼”/“pussy”和“粪坑”/“shithole”这类词语带入了总统语录）按常理应该让宗教保守派对他群起攻之，而非同流合污。此人还无耻地宣扬自己的不忠，就自己的长女说出令人恶心的性评论，并在大选辩论时吹嘘自己生殖器的大小。据报道，他的律师向一名艳星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阻止她谈论她所称特朗普与她的外遇。就这样，曾经因稍有少儿不宜的内容就面色煞白的宗教保守派们现在却对现实生活中成人电影般的剧情毫不在意。我们距离《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中的标准越来越远了。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经常将对特朗普行为的道德顾虑贬低为对总统“风格”的苛责。但问题在于他的价值观实质与基督教义明显不符。特朗普不加掩饰的物质主义 — — 他将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成功等同于人生的目标和价值 — — 完全是对基督教义的否定。他的部落主义以及对“非我族类”的仇恨与耶稣极端注重“邻舍之爱”的理念完全对立。特朗普对强力的崇拜和对“失败者”的蔑视与尼采更为契合。傲慢者有福了。无情者有福了。无耻者有福了。渴求名利者有福了。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福音派选民是特朗普取得出人意料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起码看起来特朗普自己是相信这点的。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曾经承诺过要保护的许多个人、理念和团体都很快地被抛在一旁或者直接被牺牲掉。但这届政府对白人福音派的笼络却始终如一。

白宫对与特朗普联盟的宗教领袖们敞开了大门 — — 南方福音神学院院长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将其称为“前所未有的通行”。作为回报，他们会在政府需要的时候提供鼎力支持。“通俄门很显然是无稽之谈，” 超级教会的牧师葆拉·怀特-凯恩（Paula White-Cain）解释道，虽然没人会认为她是法律或网络安全专家。牧师大卫·杰里迈亚（David Jeremiah）把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比作《圣经》中的约瑟夫和玛丽：“他们就是上帝派来帮助基督徒的年轻犹太夫妇。”小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Jr.）说，福音派找到了“他们梦想中的总统”，反映了福音派梦想的现有水平。

然而，对特朗普效忠的难度越来越大，需要越来越多的自我贬低。不过目前看来某些福音派领袖的忍耐似乎没有下限。诸如福尔韦尔和富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此类的人物都追随特朗普在去年12月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选举中支持法官罗伊·穆尔（Roy Moore）。这些宗教领袖们一辈子都在哀叹世风日下和道德沦丧。然而他们却公开支持一位多次被指控有不当性行为、甚至性侵14岁女孩的候选人。

今年1月，有报道称特朗普将海地和非洲各国称为“粪坑国”，很快罗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ess）牧师就站出来为他辩护。“尽管他使用了这样的词汇，”杰弗里斯写道，“特朗普总统表达的情绪没有问题。”有报道称特朗普的律师向艳星斯托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支付了封口费，来掩盖他们之前据称发生的性交往，格雷厄姆却打包票说特朗普“在意基督教价值”。家庭研究委员会主席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辩称对于特朗普过去不忠的行为，人们应该给他“不算，重来”的机会。如果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受到类似的有证据指控，可以想象会招来何等的愤怒井喷。

很多福音派领袖的道德信念已经被他们对政治党派的认同所左右。这可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轻信，而是出于彻底的腐败。政治部落主义和对政治对手的仇恨蒙蔽了这些领袖们的双眼，让他们看不到自己在如何破坏他们曾经献身的事业。基督教公共见证的作用几乎荡然无存。

正如非特朗普拥趸的著名福音派牧师蒂姆·凯勒（Tim Keller）最近为《纽约客》撰文写道：“‘福音派’曾经是用来指代那些宣称占有道德高地的人；现在，这个词在流行文化中基本上等同于‘伪君子’。”难怪去年有87年历史的普林斯顿福音团契（Princeton Evangelical Fellowship）把名字中福字头的词除掉，改名成了普林斯顿基督徒团契：太多学生把这个词和保守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不少对信仰认真的福音派教徒也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在和这个词保持距离。

我能理解这种需求，但我并不认为其理由令人信服。有些词汇就像是有战略意义的城堡一样值得捍卫，而“福音”一词就是如此。尽管这个词出了名的难以定义，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它包含了一种“重生”的宗教体验，一种对《圣经》权威的确定，以及对基督耶稣救赎力量的强调。

我成长于一个福音派家庭，去的是福音派教会，上了福音派高中，并在十多岁时开始追随上帝。在乔治城大学上了一年后，我转学去了伊利诺伊州被称为“福音派新教的哈佛”的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学习神学。我曾就职于福音派的非营利组织“更生团契”（Prison Fellowship），后来成为同为惠顿学院校友的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丹·科茨（Dan Coats）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上，我认识了很多同样致力于建立“悲悯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的福音派同僚们。随后，作为乔治·W·布什的政策顾问和首席演讲撰稿人，我也见证了里克·沃伦（Rick Warren）和凯·沃伦（Kay Warren）这样的福音派领袖如何在全球抗击艾滋运动中成为有原则、坚持不懈的倡导者。

正是这些经历让我迟迟不愿放弃“福音”一词，也让我在看到这个词被污名化时愈加痛苦。一个政党的堕落令人遗憾，而宗教传统因政治而堕落则更不幸，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蒙羞。

为什么一个曾经如此重要且可敬的事情现在却遭人鄙夷？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一问题既需要理性分析，也反映了个人的忧心。问题的答案需要追溯到大约150年前，远在唐纳德·特朗普出现前发生的种种文化与政治转变。在这个故事里，一个有影响力、对自己文化自信的宗教运动变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焦虑的少数派，在政治上寻找特朗普这种人的保护，即便他是人们记忆中从性情、行为和公开信仰上都与传统基督徒形象相去最远的总统。

2

要理解这样的演变，首先要理解曾经生机勃勃的美国福音派价值观。这个之前处于道德高地的宗教运动，从高地坠落，损毁严重。

我的母校惠顿学院1860年由一群福音派废奴主义者在19世纪中期北方福音派的代表人物乔纳森·布兰查德（Jonathan Blanchard）领导下创立。布兰查德属于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所产生的对现状极度不满的激进一代，而这场宗教复兴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布兰查德不仅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还是几家激进派报纸的创办者，也是反奴隶制斗士。

在内战前，北方福音派成员普遍认可道德主义是与对社会正义的关注紧密相联的。他们在倡导戒酒、人道对待智障人士、以及监狱改革等方面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他们最主要的贡献是在终结奴隶制上发挥的重要影响。

的确，惠顿欢迎黑人和女性学生就读，并且还是“地下铁路”（译者注：十九世纪美国帮助黑奴逃亡的秘密路线）的一站。在伊利诺伊志愿步兵团39团的历史记录上，步兵埃兹拉·库克（Ezra Cook）回忆说：“逃亡的黑奴在（惠顿）学院的校园里绝对安全，无需刻意隐藏。”

布兰查德1839年在欧柏林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社会的完美状态》中对其信仰做出了诠释。他宣讲到：“每一位真正的基督教牧师都应该是一个普世的改革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改革一切困扰人类的罪恶。”他还在其它地方说：“蓄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社会罪恶。”他补充道：“我反对奴隶制是基于《新约》中的相同血脉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

在这个阶段，福音主义和主流新教基本相同。福音派教徒之间在宗派的信仰上有广泛差异，但他们都一致同意通过信仰基督来接受上帝的恩典是一种个人决定。曾在1851年到1866年间任奥伯林学院校长的查尔斯·G·芬尼（Charles G. Finney）曾这样描述他的皈依经历：“我有那种感觉，就如一股电流，穿过我的身体。实际上，它如同一波又一波流动的爱一般涌向我。”

在政治上，福音派教徒倾向于将新英格兰乃至整个美国比作圣经中的以色列。很多人在布道中将美国描述为一个肩负神圣宗旨的国家。“这个世界需要有个国家，”福音派牧师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说，“在自身自由后吹响自由的号角，举起自由的火炬。”（比彻的女儿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也是《大西洋月刊》的创办人之一。）与这种使命感相伴相生的是一种确保行事有道德性的集体责任，大至终结奴隶制，小至结束不守安息日的行为。

这并不是鼓吹神权政治，福音派的领袖们也不是对与世俗权力关系过近的风险视而不见。比彻申诉道：“在英国，克伦威尔时代宗教和政治不明智的联手给福音派教义和信仰带来的耻辱至今犹在。”然而很少有福音派教徒否认这一点：上帝和美国之间的契约关系对美国的私人和公共道德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达不到则可能失去上帝的特殊赐福。

也许更重要的是，内战之前，福音派信徒多是千禧年后论者，也就是说他们相信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千年将是世界和平、基督教会扩张的年代，并以基督再临的高潮结尾。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乐观的人，相信人类努力可以加快这一喜乐时代的到来，这样的信仰鼓励了他们开展更多的社会行动和全球传教活动。“福音派普遍认为任何形式的进步都是这个基督王国终将降临的证据。”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在《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文化》（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中这样写道。

在19世纪中叶，福音主义是美国最主流的宗教传统 — — 有社会地位的保证，对神圣的使命充满信心，欢迎进步，对未来充满希望。五十年后，它却在知识界和社会层面全面失守。又过了25年，它成了全国性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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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灾难使得作为千禧年后论基础的社会乐观主义大受打击，其间发生的像安提塔姆这样惨烈血腥的战斗使人再难相信宗教黄金时代的存在。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松动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纽带，给人们留下一种道德混乱的印象。大量涌入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移民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宗教自我认知。（在1850年，天主教徒占人口5%；到1906年，这个比例增长到17%。）福音教徒难以设想一个多元化的（有些人认为是堕落了的）美国会是他们想象中的神选共和国。

不过，真正造成福音主义与精英文化之间的鸿沟的是知识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对圣经的“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这个德国起源的学术运动层层剖析了圣经的人类作者和古经文发展过程，对圣经的根源、准确性和历史真伪都提出了质疑，而圣经正是福音教派权威的终极来源。与此同时，进化论提出了人类起源的新理论。倡导进化论的人们，和它最激烈的反对者一样，都把这个理论视为对宗教的创世论、甚至是对整个基督教信念的替代。教徒中的进步派试图在基督教信仰和新科学与圣经高等批评之间找到共同点。很多人把他们的信仰和社会福音神学（Social Gospel）结合起来；这个教派信奉的千禧年后论去掉了神迹，在其教义中以社会改革取代耶稣的再次降临。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宗教保守派，他们反对这种适应性调整策略，采取了一系列的解雇和对异端邪说的审判来维持对神学院的控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美国第28任总统）的叔叔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因接受进化论与圣经相容而丢掉了他在哥伦比亚神学院的教职。但这些手段大都事与愿违，神学院和大学都陆续接受了现代科学文化观念的影响。为了对抗进步主义思想，宗教正统派出版了名为《原教旨》（The Fundamentals）的系列丛书。由此得名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即是对危机的一种应对。

原教旨主义信奉传统宗教观念，但它并没有提倡回归更早的福音主义。相反，在回应现代发展时，它却切断了自己的历史延续。为了对抗高等批评，它对圣经的解读变得简单化和停留于字面。为了对抗进化论，反科学成了它总体的态度。为了对抗社会福音神学，它把社会公正的整个理念视为危险的自由派观点。最后这一点构成了一些学者所谓的“大倒退”（Great Reversal），发生于1900年到1930年左右。“所有进步的社会关怀，”马斯登写道，“不论在政治还是个人层面，在复兴福音派来看都是可疑的，从而遭到贬谪。”这种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悲观态度也反映在从千禧年后论到千禧年前论的转变。千禧年前论认为，当代社会不是在走向进步，而是在撒旦的影响下日趋堕落和混乱。更好的新时代在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之前不会到来，唯有耶稣基督有能力清除这些混乱。人类力量无法促进那一天的提早到来，也无法拯救这个在劫难逃的世界。因此，社会行动主义被认定在最根本的一项任务上无能为力：既帮不了自己，也帮不了他人准备迎接最后审判日（final judgment）的到来。

1925年田纳西的一个戏剧性的法庭审判，是文化主流驱逐原教旨主义的高潮。一位田纳西高中教师因教授进化论而受到审判，也就是著名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案（Scopes “monkey trial”）。当时最显赫的基督教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与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和进化论对阵。布赖恩赢了审判，但输掉了全国的支持。在记者兼批评家H·L·门肯（H. L. Mencken）为历史所肯定的叙述里，他把布赖恩蔑称为“系着可口可乐皮带的锡壶教皇”、“在铁路站场背后镀锡铁棚里向蠢人布道的那些惨兮兮的牧师们的兄弟”。原教旨主义者成了滑稽人物，遭到全世界鄙视。

但是历史几乎忘记了，作为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布赖恩是一位促进和平的活动家，他的政治活动为后来的罗斯福新政作了铺垫。而门肯呢，最终露出了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和优生学鼓吹者的本来面目。在原教旨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议中，只有一个赢家。社会学家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美国福音主义》（American Evangelicalism）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在大约三十五年的时间里，基督新教从文化统治地位跌落，在认知上被边缘化，在政治上越发软弱。”因地位丧失而导致的怨恨不断恶化，并取代了社会行动主义和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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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旨主义者在其文化流放中并非无所作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组织网络 — — 广播电台、宗教学校、外联教会 — — 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健的亚文化。与此同时，美国则变得更非世俗化，更加愿意接受宗教影响。1920年，美国教会成员占人口的比例是43%；到196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63%。包括神学家卡尔·亨利（Carl Henry）和福音派的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的父亲）在内的一些领导者，对原教旨主义无足轻重的处境都忿忿不平。亨利的著作《现代原教旨主义不安的良心》（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很有影响力，它敦促信徒们更多地参与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交流。这种复兴在格雷厄姆身上表现得最充分：他离开了原教旨主义的贫民窟，和总统们过从甚密，向公众展示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福音主义版本 — — 福音主义这个词就是特意用来与过去更狭隘的原教旨主义做对比的。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欣赏原教旨主义的这些努力。1957年，当格雷厄姆在纽约市计划召开大型福音派集会的时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发表社论，反对他“狭隘的道德说教”。但是尼布尔对格雷厄姆的攻击引发了强烈反弹，即使在自由派神学圈子里也是如此。这个“圣战”持续了十六个星期，场场爆满，其中有一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连马丁·路德·金也加入了格雷厄姆一方。

在与自由派基督教的历史对抗中，福音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算是报了一箭之仇。自由派基督徒逐渐找到了比参加进步主义布道更好的方式来打发星期天。1972年，28%的美国人属于主流新教教会。而现在这个数字远低于15%。但是，在这四十年间，福音教派一直保持在总人口的25%左右（不过最近这个比例有所降低）。当它的神学对手凋零 — — 或者更准确的说，瓦解 — — 的时候，相比之下福音派的持久存在更像是处于上升势头。

随着这种组织层面上自信心的壮大，福音派或许期待过能在文化规范和标准上发挥更大的决定作用。但是他们的愿望正撞上了性革命，以及其它的快速社会变化。“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80年代基督教右翼组织）出现的时候，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对离婚和婚外同居越來越习以为常。当从大学到法庭到好莱坞的精英社会力量都决然地抛弃了传统理想时，福音派却经历着成员增长、感受着强健的亚文化组织所带来的力量。

因此，福音派的主要政治叙事就转向对抗，成为一个关于其文化对手如何大肆入侵的愤怒故事。在这个无比自由的国家里，很多福音教徒都认为自己的权利是脆弱的，自己的组织面临威胁，自己的尊严遭受攻击。这个代表了共和党政治联盟的大约一半人、美国最大的宗教群体，把自己视为遭受围攻和得不到尊重的少数派。这样一来，福音教徒在更加积极参与社会的同时也更加感到被社会疏离。

总体来说，福音派的政治气质毫无疑问一直都是保守的和被动反应型的。在福音派可耻的缺席（甚至是反对）民权运动之后，福音派白人开始参与有限的一些议题。他们支持基督教会学校对抗吉米·卡特政府对学校的行政法条。他们对抗最高法院关于严格限制在校祷告和撤销多州对堕胎的限制的决定。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把福音派的这些努力描述为“防御性进攻” — — 一种道德义愤，以抵制这个在福音派眼中变得日益敌对和压迫的现代社会。

现代共和党欣然利用了这种态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支持堕胎流产合法化的世俗主义疏远了福音派，而里根对他们的拉拢非常有效。“我知道你们不能为我背书，”里根在1980年一次福音派大会上讲道，“但我提这个只是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为你们背书。”与此对比的是，四年后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竞选总统时，就“激进的传道士”发出警告，而他的竞选伙伴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抨击了“控制共和党的极端主义者”。民主党对福音派的攻击让后者对政治党派的选择变得相对简单。

比利·格雷厄姆（右）离开了原教旨主义的贫民窟，和总统们过从甚密，向公众展示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福音主义版本 (图片来源：Bettmann / Getty)

福音派内已经崭露头角的领袖人物们在语气行为上明显各异。比利·格雷厄姆是个迎合权要的祭司。（他巴结逢迎的倾向被记录在那些尼克松录音带上，他的一些话引出了尼克松的反犹言论。）“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组织的创始人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则是个带刺的先知，长年地威胁如果社会保守主义的纯洁性得不到维持，他就要脱离共和党联盟。老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Sr.）和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1988年曾竞选总统）试图成为政治弄权者。水门事件里声名狼藉的查克·科尔森（Chuck Colson），在戏剧性的改宗之后创建了“更生团契”，试图复活某种过去的废奴主义精神来倡导监狱改革。不过，这些区分在公众看来都很模糊，“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成为公众对他们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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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对福音派的政治参与影响何在？

从一开始，现代福音派的思想体系就有着严重的缺失。它缺乏一种政治参与的范本或理想，一种社会活动的组织理论。在福音派从布兰查德到福尔韦尔这百年发展的同时，天主教则建立了一套自洽全面的社会政治思考传统。天主教的社会思想以社会对最弱最无助成员的态度衡量其正义，进而要求教徒对社会团结承担义务。同时，也采纳了分权原则 — — 即最适合满足人类需求的还是小型的地方组织（不过高层机构有道德责任做地方组织失效时的保护网）。

实践中，这种社会思想要求天主教徒必须思考多种因果关系，也很好地使天主教的政治态度复杂化了。如果你想要反对堕胎，你就必须反对对移民的非人化待遇。如果你批评安乐死让生命贬值，那么你必须批评种族主义践踏人性价值。如果你想支持传统家庭结构，那么你必须支持扩大医疗保健。反之亦然。整个教义要求一个广博的、逻辑自洽的正义观；当这种正义观得到忠实应用时，它就跨越了美国政治派别的类型和老生常谈。当然，美国天主教徒经常置天主教社会思想于不顾。但至少这个思想体系是存在的。福音派教徒缺乏一个类似的传统，连可以忽视的体系都没有。

那么福音派的社会参与理论都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大多数福音派教徒可能会说是圣经，但这只能算是一个抖机灵的答案。毕竟，基督教圣经有时也会让人尴尬：圣经中有许多故事把种族灭绝视为天经地义，还建议把不听话的儿童拿石头砸死。福音派需要一种理论，能超越铁器时代的社会道德观，把“黄金法则”这种更高理想应用到我们凡尘俗世悲剧性的妥协中。由于缺乏类似于天主教的社会思想体系，许多福音派教徒只能跟着眼前保护他们利益同时也是在利用他们的政治运动随波逐流，以此为理论指导。宗教保守派的选民往往被政治保守主义运动牵着鼻子走。福克斯新闻和电台广播对福音派教徒政治认同的影响远大于某个教派或全国福音派协会的正式声明。在这个基督教的政治运动中，基督教神学很明显反倒不是主要的驱动力。

此外，福音派政治议程的一大局限在于它更多在作出被动反应，而非自主选择自己的议程；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被拉进一个又一个被旁人点燃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辩论中。为什么愚蠢地揪着缺乏精神价值的公立学校祷告不放？是因为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1962年判其违宪。为什么绞尽脑汁把精力浪费在通过一个（毫无希望的）宪法修正案禁止堕胎？因为在1973年，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大法官从宪法原文的隐义中引申出了堕胎权。为什么当前强调宗教自由？因为2015年的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的判决合法化了同性婚姻，让许多人担心被要求强制接受不同的理念。

倒不是说世俗化、堕胎和宗教自由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福音派回应的时机和选择的重点让福音派的政治参与给人一种负面、挑剔、好斗的印象。关注的重点过于集中，也给人一种基督教徒张口闭口全是和性有关的负面印象。许多老百姓只有在与性有关的议题上才会听到基督徒的声音 — — 避孕权、同性恋权利、跨性别厕所等等。尽管宗教人士确实认为性伦理是重要的，但当代宗教的社会参与却造成了一种性议题比其它关键问题都重要的错误印象。

我在白宫工作期间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并未获得重视的议题，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了福音派参与社会的正能量潜力。总统紧急艾滋救援计划（PEPFAR） — — 有史以来一个国家抗击单一疾病的最大举措 — — 其得以成型的原因部分出于乔治·布什来自其福音派信仰的道德义务感。在为这个项目解释和辩护的时候，布什多次提到路加福音12:48：“多给谁，便向谁多取”。PEPFAR的存在也归功于一个出乎意料的结盟：一边是提倡关注全球医疗问题的自由派，另一边是在共和党国会议员心目中举足轻重的福音派领导者。这种形式的福音派社会参与不是对世俗势力入侵的回应，而是对大规模人道主义需求的反应；它表现了对现世社会正义的强调，帮助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然而现在的世俗自由派或宗教保守派对这一创举并没有多少关注。在特朗普时代，尽管有些福音派教徒曾经尝试过刑事司法改革和反对现代奴隶制，福音派领袖很少将这类问题作为政策的焦点。福音派基督徒个人及团体也在致力于与可预防疾病作斗争、安置难民、治疗毒瘾、办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照顾寄养儿童等等。但是这些努力缺乏一个集体的政治声音。

这些问题之所以提不上福音派议程，部分是由于许多白人福音派生活在一种相对种族隔离和地域隔离的状态中。其实，很多非裔美国人和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美国人也持有福音派神学理念。然而如果周日礼拜的时候去看看，会发现福音派的教堂与其他教堂或者礼拜堂一样，也都是按种族分拨的。几乎所有成员众多的福音教派内部，其种族多样性都要比社会总体差一截。

这和天主教会截然不同。天主教会超过三分之一都是拉美裔，自然会将新移民的需求和权利提到更重要的议程上。但在许多福音派社区中，这些新移民的需求显得很遥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不过，也有一些城市地区的成功的福音派教会正在经历族裔多样化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以去年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竞选时白人和非裔美国福音派投票行为的对比为例 — — 据出口民意调查显示，80％的白人福音派投票支持罗伊·穆尔，而95％的黑人福音派支持他的民主党对手道格·琼斯（Doug Jones）。这两个群体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世界。

福音派领导人如小杰里·福尔韦尔和富兰克林·格雷厄姆都响应了特朗普的号召来支持罗伊·穆尔竞选亚拉巴马联邦参议员，即使多人指控他对女性行为不端。据票站调查，80%的福音派白人投了穆尔。(图片来源：Joe Raedle/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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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的公共宣传也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末世论腔调重得让人反感。福音派作家和电台主持人埃里克·梅塔克萨斯（Eric Metaxas）宣称，“美国就要‘失守’了，就像内战中差点发生的那样。” 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绘声绘色地声称，国家“正大头下冲栽入堕落的污泥”。虽说这种夸张可能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末世论也只是为了做效果。但是，给美国贴上腐败和衰落这种标签也折射了福音派一直拥有但从未兑现的信念，即耶稣再次降临可能很快会到来了。

除了把我们这个并不完美但依旧美好的国家描述得悲观到丧心病狂以外，以这种方式参与公共生活的问题还在于它把政治事业变得无足轻重并缺乏意义。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反末世论的，因为民主的前提是积极的公民是有能力改善国家的。但是如果我们距离午夜的黑暗只剩下几分钟，做任何事情有什么意义呢？正常的政治改革途径在这个体系里完全无用。与耶稣再临相比，多少谈判、多少妥协都无关紧要了。

此外，福音派在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中错误的选择了末世意象来证明文化在走向衰落。一个最值得一提的例子 — — 他们选择进化论作为跟现代性作战的主战场实在是一招臭棋。“进化论与基督教之争是一场殊死决战，”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辩称。“如果进化论赢了……基督教会就要退场。当然不会瞬间发生，而是逐渐淡出，因为这两者绝不可能并存。” 许多和他背景相似的人都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抵制是徒劳的，因为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进化论是一个事实，基于压倒性证据的客观真实。否认这一点让福音派的整个世界观遭人质疑 — — 仿佛基督教信仰就是要求逃离理性。

这真是又蠢又毫无必要。创世是有神的干预还是源自自然选择并没有决定性的神学差异；两者都允许我们相信宇宙有一定目的性，并且都和对圣经文本的学术解释一致。福音派此举相当于在他们的邻人和子女脚前放置了一个完全多余的绊脚石，鼓励每一个热爱科学的年轻人拒绝基督教。

假使布赖恩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选择反对优生学而不是进化论，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达尔文主义，那会如何？毕竟，斯科普斯案中的教科书名为“公民生物学”（A Civic Biology），它敦促精神障碍者实行绝育。文中写道：“让癫痫和弱智这种素质通过后代来传下去，不仅不公平，简直是犯罪。”如果这才是布赖恩反对的焦点呢？门肯无疑仍会嘲讽。但福音派基督教在道德和神学方面的着重点就会有所不同。并且福音派的恐惧也会被美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可耻的优生学、以及别国对于优生学更严格的实践运用所验证。然而，布赖恩却选择了与进化论作对 — — 说到底，掩盖人类的起源对人类尊严没有丝毫益处。

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选择的后果事关重要。根据一家基督教研究机构Barna最近的一项问卷调查，去教堂的基督教青少年中超过一半人认为“教会似乎在否认科学对世界绝大部分的解释。”这或许是美国青少年群体是宗教信仰最少的群体的原因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一步步改变这个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基线。超过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表示任何信仰都与他们无关，比2007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这可以算是宗教保守派做成的一件“大事”：成功降低了人们对宗教本身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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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禧年之交以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坚信宗教保守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正在淡出。显赫的宗教保守主义领导者们不断衰老逝去。各种宗教保守机构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似乎都在衰落。布什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拉拢宗教选民。“悲悯保守主义”是根据天主教社会理念而设计的指导政策 — — 尝试通过鼓励私人和宗教非营利组织的工作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提供服务。这场诚心的努力最终因国会共和党的阻挠而被削弱，并在全球危机的影响下显得黯淡无光。尽管如此，我当时仍然相信老式的福音派社会参与模式时日已尽，而更积极更有原则性的一种新的方式正在逐渐成形。

事实证明我错了。回头看来，福音派教徒们表现出极易受到以衰落论与愤懑为基调的民粹主义的影响。唐纳德·特朗普几乎是在重复梅塔克萨斯和格雷厄姆的末世论警告，宣称“我们的国家将会成为人间地狱”，还有，“这种世界范围的大屠杀前所未有。” 鉴于特朗普在宗教方面的知识水平，他估计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是将千禧年前论改装成了民粹主义。但是当这位总统候选人大谈美国如何正在衰落并走向毁灭，只有通过恢复过去的秩序才能重建伟业时，他其实是在重弹福音派信念的老调。

特朗普对福音派教徒的描绘一直很符合他们的自我认知：一个受到不公待遇的宗教少数派，需要一个来自世俗社会的保护者。基督教正“被围攻”，特朗普在自由大学演讲时说。“好好珍惜成为局外人的机会”，他在随后的另一个谈话时补充道：“接受这个标签。”特朗普基本上是在说保护基督教是凌霸者的工作。

特朗普一以贯之的这样形容福音派教徒：遭遇不公的宗教少数派，需要一个按世俗规则玩牌的保护者，这和福音派自己的认知很一致。(图片来源：Chip Somodevilla / Getty)

诚然，如果基督教医院或大学的宗教自由受到恶意诉讼或政府机构的威胁，他们完全有权捍卫其机构身份 — — 来争取一个有原则的多元化社会。但这不同于福音派缺乏理性且自艾自怜的自我认知，并不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需要强人来拯救的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而后者恰恰是特朗普希望福音派教徒看待自己的方式。他将福音派视为一个需要保护和优待的利益集团。

包括多布森、福尔韦尔、格雷厄姆、杰弗里斯、梅塔克萨斯、珀金斯和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在内的一群福音派的主要领袖已经欣然接受了这种自我认知。他们的理由经常具有不加掩饰的功利性：用接受特朗普的各种缺陷，换来他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和政府对基督徒更优惠的待遇是值得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不仅是出于谨慎算计下的勉强。他们享受着触手可及的权力，并在丑闻中为总统洗白。在特朗普就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暴力事件做出回应后，格雷厄姆却痛斥对于该回应的批评者（“那些把责任推给@POTUS （译者注：美国总统的简称，推特名）的政客应该觉得羞耻”）。多布森宣称特朗普是一个“圣婴基督徒” — — 这种主恩的政治化几乎就是亵渎神灵。“对于@POTUS的性情或者他行事没有总统样子的抱怨都已经毫无意义，”福尔韦尔在推特上发表推文道，“[唐纳德·特朗普]已经一手改变了’总统式’行为的定义，从虚伪，失败和精心排演变成了真实，成功和脚踏实地。”

听到宗教领袖将脏话和对他人的嘲讽和残忍作为真实不伪装的标志而捍卫，却将道义贬低为陈词滥调，实在让人惊诧。无论特朗普的政策最后遗留下什么，他的总统任期已经是社会道德规范的灾难。它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俗，给霸凌者通行证，扰乱孩子们的道德观形成，损害了公共道德标准，并且鼓励对政治体系的不信任。福尔韦尔，格雷厄姆和其他人正在为道德败坏提供宗教掩护 — — 对低俗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鼓励社会约束的放纵。他们不是在捍卫自己的信念，而是为他们的政客新宠们提供随时备用的道德豁免。即使以纯粹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这种行为也会破坏他们追求的事业。对妇女的剥削视而不见当然对于其反堕胎的立论毫无帮助。这些做法还很严重地破坏了宗教保守派运动，最终不仅将改变法庭的组成，也会改变公众的看法。在凡事以其政治利益为重后，这些福音派领袖也就不能再被继续称作是真正的道德领袖了。

转而言之就算不考虑品德问题，福音派在种族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仍然是在损害其信仰的声誉。毕竟，特朗普曾坚持奥巴马是肯尼亚公民，将墨西哥移民全归为杀人犯和强奸犯，声称一位法官的墨西哥族裔身份会使自己在联邦法院被不公平地对待，试图下达违反宪法的穆斯林入境禁令，在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抗议活动的问题上含糊其辞，（据纽约时报）言称尼日利亚人在见识了美国后永远不会“回到他们的茅屋”，并鄙视海地人和非洲移民，说他们跟挪威人不一样，没人想要他们。

对于特朗普的一些政治盟友来说，种族主义的言词和观点是他们所欣赏的一部分。对于福音派领袖来说，这些言论本应该让他们如坐针毡。鉴于美国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历史，种族偏见被认为是尤其的道德败坏。抗击种族主义激活了19世纪福音派教徒和20世纪美国非裔民权活动家们的宗教良知。美国南部和其它地区坚持维护种族主义的白人基督徒被看作是伪君子。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搞错的美国人就是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本质。而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搞错的基督徒就是不理解自己信仰的最基本要求。

这就是目前令人芒刺在背的现实：我虽然不相信大多数福音派教徒都是种族主义者，但每一位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实际上都认可了种族歧视并不会让一个人在道德上失去做美国总统的资格。这就不仅仅是政治妥协了，而是揭露了其道德体系中孰轻孰重。

就算要打功利性的算盘，也应该一打到底。为了获得一揽子政治利益，这些福音派领袖已将基督教信仰与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基督教信仰与厌女症和对残疾人的嘲弄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基督教信仰与无法无天，腐败和欺世盗名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基督教信仰与对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主义之类惊世骇俗罪恶不置可否的道德迷乱联系在一起。世界的确充满了悲剧性的选择和妥协。但是为了这么个人？为了这么个原因？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福音派领袖正在提供参与社会的不同模式。比如蒂姆·凯勒，他推崇一种更具政治多样化和人口多元化的福音派教义，是这个运动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还有美南浸信会公民道德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拉塞尔·穆尔（Russell Moore），他展示了道德保守主义可以兼顾原则性与包容性。或者国际正义使命团的创始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他是世界上反对现代奴隶制的领军人物之一。又或北卡罗莱纳州公园教堂的克劳德·亚历山大主教（Bishop Claude Alexander），他一直奋力为和解与怜悯发声。还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科林斯，从他身上反映出真实信仰与真实科学是完全可以相容的。或者是具有影响力的圣经教师贝丝·穆尔（Beth Moore），她曾警告“当我们出卖灵魂来换取胜利时”会带来的破坏。还有作家彼得·韦纳（Peter Wehner），虽然他已经不再自称为福音派，即便他本人反映了这个词所代表的最好的品质。

福音派主义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所有上面所提到的宗教领袖都会同意福音派正在经历一个很显著的代际转变：年轻的福音派教徒们更少受到政治上的分裂和不满的情绪影响，而更关心社会正义。（去年夏天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自1964年后出生的近一半白人福音派教徒表示支持同性恋婚姻。）在倡导监狱改革和支持美国的全球卫生举措（特别是在艾滋病和疟疾防治方面）的政治联盟中，福音派仍然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他们通过世界宣明会和撒玛利亚国际救援会（一个令人钦佩的救济组织，富兰克林·格雷厄姆担任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等救援组织在全世界做了很多善事。他们做出了无数的充满关爱的慈善行为，使地方社区成为更加公平和宽厚的生活环境。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为福音派复苏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认为问题仅仅局限于少数不负责任的领袖却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些领袖代表了福音派里明显的大多数，而这些人也仍然是特朗普联盟中最忠诚的成员。福音派教徒普遍对于成为特朗普的盾与剑急不可待。他们就是推着特朗普继续向前的大军。

这就是眼下上演的荒唐剧情：众多的福音派教徒不再关心道义，因主的恩典而生的宗教传统转而成为怨恨的化身。这对美国非常不利，因为得到正确理解和应用的宗教是这个国家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正是基督教古老传统中的“相同血脉”观念 — — 即所有人类生命都具有固有而不依赖外界的价值，且众生平等的信仰 — — 推动了数百年的慈善服务和社会改革。宗教可以成为良知的载体。它可以激发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付出的牺牲。它可以巩固政治领域中的高尚品德。它可以阻击非人化的倾向，并提升公共生活的目标和理想。

民主不仅仅是一套程序，也是一套道德体系。何种价值被赞美或诋毁最终会影响我们人民和政体的品格。民主并不确保其领导者的德行完美，但其蕴含了一套价值体系让权力具有合理性：同理心，诚实，正直和自我克制。很自然的，我们会认为信教之人天生应该反对而不是卫护残忍，偏见，欺骗和腐败行为。这种对福音信仰的毁灭也让其它的一些宝贵的东西蒙辱：布兰查德对于人类尊严的愿景，还有芬尼所感受到的主恩电波。信仰最完美的展现是感恩的满溢，是我们像被爱一样努力活着，以及对痛苦和死亡的那边有更好来生的脆弱希望。而此种恩典的鸿毛可比任何政治利益都要重得多。

看到你如此珍视的东西被否定得如此彻底真是痛苦之极。福音派信仰塑造了我的人生，就像它也塑造其他数百万人的人生一样。福音派的历史为我提供了良知的楷模。福音派机构赐予我学习和追求的目标。福音派的教徒朋友们分享了我的快乐和悲伤。现在福音这个词却无谓地陷入泥潭。

这是基督徒沦为众多利益集团之一的结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争取利益，而不是寻求整体的福利。基督教是对邻人的爱，否则就是陷入迷途的。这就是福音派教徒的紧迫任务：从最糟糕的领导者们那里拯救自己的信仰。

（本文受权翻译自The Atlantic April 2018 cover story: “The Last Temptation” by Michael Gerson。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