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o小姐姐按：性和权力自古以来都是欲望的核心。关于性和权力，有句经典的话是：Everything in life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即“生活的一切事物都与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力”。这篇文章的作者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和实验的整理，阐述了权力驱使人实施性侵犯的四点影响机制。要注意的是，本文基于对事实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性侵犯的动机，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作为为性侵开脱的理由。
原文标题<The brain science that could help explain sexual harassment>
原文作者：Mary Slaughter, Khalil Smith & David Rock
原文发表日期：2018.1.24
翻译：Nico小姐姐
鸣谢：谷歌翻译、百度翻译
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被数十名女性指控性骚扰
2004年，现任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学副教授的帕梅拉·史密斯（Pamela Smith），在有关权力对大脑的影响机制方面发现了某些规律。她之前和一位刚换了工作的朋友喝咖啡，朋友从一家广告公司跳槽到了另一家广告公司，从一名底层员工变成了管理着四个人的管理岗。随之而来的，她头脑中的一些思维方式也开始有所转变，非常奇妙。
“这就好比我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开启我大脑中全新的部分，毕竟现在我是一名主管了。”
史密斯在一篇如今被大量参考的2006年的个人与社会心理学期刊论文中引用了她朋友的说法。
“这样很好，因为现在一切都更有目的性了。我开始主动考虑该机构未来5年中的计划，而不仅仅是（像原先那样）做完自己分内的事敷衍过这一周就完事。但我觉得我离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越来越疏远了，我给员工布置任务，他们完成任务，我却感觉根本不了解他们执行的过程，明明他们的工作是我自己过去也常常做的！”
在这件小事的推动下，史密斯开始了个人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七项实验中，她和她的同事们设置了一系列让人们感觉到充满权力的形式——比如让他们写下在生活中他们掌控全场的时刻，或让他们采用不同于权力更低的人的思考方式来思考。
在一系列研究之后，史密斯和其他研究人员们开始寻找掌握权力确实能改变人们行为的线索和证据，无论是通过实验模拟的权力还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权力。权力改变人的行为，不仅能解释某些管理者贪婪或不正常的行为，还能解释为何有权力的人更容易实施性骚扰。
史密斯和她的同事们发现，权力是无意识的；我们拥有权力，并获得了它对我们认知模式上的影响，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这样做。其他研究人员发现，有权势的人会更少地考虑他人的意见，面对风险需要做出决策时会更加乐观。权力还使人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一种“虚幻的”控制感，增加对奖励的预期，同时减少对威胁的感知，并促使人认为自己更有性吸引力，以及一些其他影响。
虽然我们了解到的知识有限，但我们已经开始尽可能的搜集有关权力的文献，并找到了从权力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性骚扰的四种主要方式。这些资料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系统地了解权力对人们的影响，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效应，以及如何遏制其危险，特别是在性骚扰方面。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目前有关性骚扰方面的研究还是如此的不足，而性骚扰在今年的主流舆论中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首先要知道的是：权力会让你蒙蔽他人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们像他们之前的小说家和政治理论家一样，提出了这个观点——即掌握更少权力使得你必须更多地体察强者思想中的内容。由于力量弱小的人需要依靠力量强大的人来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他们的思维习惯将会有所不同。你会更多地思考你的老板对你的看法，而不是相反的关系，正如大臣别无选择，只能试图去推断和体察国王的心思。
权力大的人“更少会去考虑到其他人头脑中世界的含义”纽约大学心理学家乔·马吉说。 “他们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思考世界，并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这表现在有关同情心的实验中——当坐在他们对面的人讲述一个关于自身极度困难的故事时，权力大的人会感到不那么痛苦，缺乏同理心。权力大的人不太可能意识到面对同一件事时，其他人并没有和自己同样的特权，这表明他们过分依赖自己的经验。虽然对同理心和性骚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但2008年一项对近500名参与者的研究中确实找到了联系。通过报纸传单等方式招募的参与者观看了由演员表演的重大骚扰案件的视频，有较高同理心的男性和女性更倾向于对其表示出厌恶心理。
权力与同理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人们看待性骚扰指控的方式，有权力的人可能会对别人的动机持开放态度。“有趣的是某些人对性骚扰指控做出的反应——他们声称受害者是因为想要获得某些东西而要求性骚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员史密斯说：“这算是权力导致的不作为的延伸吗？”
在一个组织当中，领导层对性侵犯的不作为和不重视可能会导致临床心理学家称之为的“制度背叛（原文为institutional betrayal）”——在这种情况下，性侵犯给受害者造成的创伤会因官僚的不作为或管理层的漠不关心而加重。 （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近一半的有性侵犯受害经历的女大学生被学校“背叛”了）。与“制度背叛”相反的是“制度勇气（原文为institutional courage）”，尽可能的弱化官僚主义，受害者的经历被相信，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在公司。
权力让人更抽象地思考在史密斯2006年撰写的年论文结尾，她和她的合作者提出了一个抽象假设。“我们认为......有权力的人倾向于以比没有权力的人采用更抽象的方式处理信息”他们写道：“更具有前瞻性，提前计划，密切关注更高的目标，这可能是获得权力的先决条件，也是维持权力的要求。”在随后的研究中，她发现抽象思维提升了你自己的个人权力意识。只是使用抽象的，而不用具体的语言，会使人们表现得更有权力。其他研究人员发现，让一部分受试者思考他们未来一年之内的计划和打算，这部分人在一个不相关的后续任务中使用到了更多的抽象思维，多于那些只被要求思考明天的计划的受试者——这表明，你所做的一件事中运用到的抽象思维会渗透到下一件事中去。
虽然抽象思维听上去是无辜的，但它对性骚扰也有影响。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人们在描述他们的性经历的方式上存在差距：与抽象的提问方式相比（“你曾经强奸过某人吗？”），当被问到更具体的项目时（“你有没有强迫某人通过限制他们的自由来发生性关系？”），男人会描述更多的关于强制性行为的细节。女性也是，比起抽象的问法来，当她们被更具体地提问时，会报告更严重的受害情况。由此观之，在同样的激励机制下，相比起女性，男性更可能对性骚扰产生正面的解释，用来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
有权力的人抽象地思考，抽象思维使得人们更容易在脑海中放过那些不当的行为，不论是对于犯罪者还是受害者。因此，解决方式应该是将性骚扰这个概念具体化，列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耶鲁大学就在2013年发布了一份哪些行为属于性骚扰的列表，并给出了具体的例子，以及相应的惩罚。虽然耶鲁没有对这项工作实施以来达成的效果进行统计，但他们的性骚扰处理小组在电子邮件采访中告诉我们，这项举措“让师生们了解到了‘未经许可进行的强制性性行为’的范畴”，即使解决骚扰问题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权力导致对目标不切实际的乐观预判除了增加乐观和对收益的额外敏感度之外，拥有权力的人们还更不容易记住甚至是思考那些可能妨碍目标的事情。
在2013年的一篇论文中，马吉和他的同事们让一群受试的大学生获得高权力的体验，另一组获得低权力的体验，然后让他们记住围绕两个独立任务的陈述——前往亚马逊雨林，或是开一家花店。一些陈述是关于妨碍他们目标的事情（“你害怕一些当地的动物”），而另一些则是促进目标达成的事情（“你之前有丛林探险的经验”），要求受试者在完成一项不相关的任务后记住尽可能多的陈述。正如预期的那样，“权力大”的一组比“权力小”的一组更少记住关于妨碍他们的旅行或商业计划的事情。
由于权力大的人缺乏风险敏感性，有关部门需要详细说明实施性骚扰会带来的后果。将行为与结果关联起来并情景化，就像耶鲁大学做的那样，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MeToo运动将许多有权有势的大佬拉下马，向个人和官方发出了正确的信号。当风险与银行账户直接挂钩时，有权势的人才更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权力使人们看世界的眼光变得更加功利虽然“领导者只看结果”这种观点，在管理学思维中已经成了落后的陈词滥调。但实际研究表明，这种情况依然发生在细微的、瞬间的、感性的层面上。“在组织中，你拥有的权力越多，你构建的蓝图就越大。”史密斯说：“部门之间怎样配合，你的五年计划是什么，思考这些确实是你的工作，而这种习惯会影响到在你对一般事物的思考方式。”这种效应是健康的还是有害的，取决于他具体的目标。
在实验中，马吉发现，当受试者感到拥有权力时，他们更有可能描述与同伴之间的职业关系，以及可以如何利用这种关系。
“权力会引导人们将他人物化，用工具化的眼光去看待他们，思考他们对帮助自己实现目标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他说：“如果一个有权力的人有性方面的目标，这种效应会驱使他将目标物化。”史密斯做出了如下回应：如果我们雇用那些抱着猎物心态审视女性的男人，而权力又驱使他们以目标为导向，你可以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实上，研究发现，当富有侵略性的男人展示权力的时候，对女性来说更有吸引力，而且权力的不平衡也与性别歧视有关。
在另一项实验中，Magee和他的同事通过对一群大学男生选择合作伙伴的机制进行了分析。他们使一部分大学男生获得高权力的体验，另一部分获得低权力的体验之后，让其中的一些人搜索大量的和性有关的单词（“床”、“肌肤”和“感觉”）以此建立起性目标，而其他人则搜索中性单词（“时钟、“面包”和“收音机”）。然后让他们查看了一份在先前的试点数据中被评为工作能力中等但极具性吸引力的年轻女子的简历和照片，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工作。结果是：当“权力大”的受试者的性目标被建立起来时，他们更倾向于想与她一起工作，“权力小”的受试者做出这项选择的就相对少。
这不仅仅发生在性方面：权力使人心中目标的分量被夸大，并且削弱了抑制因素，以至于你可能会为了尝到甜头而铤而走险，就像上文提到的象征性实验中的残酷事实。权力可能使人为了达成目标，而藐视任何的社会规范，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像富国银行（Wells Fargo 美国富国银行）这样的大银行的员工可能会为了达到销售目标而伪造账户。
但史密斯说，这并非都是如此消极的，如果一个有权势的人，他的目标是亲社会的——比如想要带领自己的员工取得进步并使客户受益，那么权力的作用机制会将这种积极效应放大，这就是一个人争取权力的动机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一个人受到私欲的驱使，他会做出反社会的决策；反之如果他的动力是帮助别人，他就会在积极目标的驱动下行事。确切来说，权力不会破坏目标，而是会放大目标，无论是性、事业还是社交。积极的目标被放大成为伟大的目标，消极的目标被放大成为有害的目标。
发表于 2018-9-6 03: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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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6 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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