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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nolo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43318281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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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导致美国人的生活陷入困顿。作为响应措施之一，国会在1930年代初通过一系列法案，赋予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力。之前，法律极少拘束雇主——他们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对付工人。随着法案施行，雇主不再享有如此“自由”[1]。1930年代之后的十几年间，工会成员比例飞速上升。此外，1940年代始，美国迎来了“大压缩（the Great Compression）”时代：不平等程度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降。
图1 1917-2000年间，非农产业工人中工会成员的比例（黑线）与美国社会最富有的10%占有整体财富的比例（灰线）
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借助详尽的微观数据，Collins和Niemesh对此给出了目前为止最高水平的回答：确实如此[2]。具体而言，借助Troy的统计，他们构造了“1939-1953年间，全美各区域[3]工会成员[4]比例的变化[5]”这一指标；同时，IPUMS中包含了194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全样本与1960年的5%普查样本数据，其中记录了个体层面的收入数据。在后续分析中，二位作者还援引了之后多次普查的资料，以评估工会涨落对当地不平等状况的长期影响。
图2 1940-1950（实线）及1970-1990年（虚线）间，不同收入分位点（横轴，越靠右意味着在整体收入分布中的位置越靠前）工人的收入增长率
作者用以下指标反映1940-1950年间、当地不平等状况的变化：收入的前10%门槛值与50%门槛值的差距；前10%与前90%的差距；前50%与前90%的差距。分析结果显示：1939-1953年间当地工会成员比例的变化，与以上三个指标全部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这意味着：工会对遏止社会收入分布各段位的分化均有正面作用。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一正面作用，直到2000年前后仍未完全消退。原文对此做了非常详尽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保持稳健[6]。
[1] 1947年通过的Taft-Hartley法案标志着政策的转向：政府再次收紧对工人权益的限制。
[2] 值得注意的是：对“工会是否降低了工人内部乃至社会整体的贫富差距”这一问题，经济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组织工会平衡了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有助工人分享利润，弱化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贫富差距。同时，集体谈判的方式也有助抑制工人内部的贫富分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组织工会将会导致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处境恶化，反而增加工人内部的分化。这里的实证检验否定了后一假说。
[3] 作者采取的划分方式所得区域的平均面积略大于一般的郡，与当时的政区边界并不完全重合。采取这一看似有些“超常规”的划分的原因，是为了与人口普查数据匹配。
[4] 包含全体非农产业中每年工作40周以上、单位时间收入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一半的工人。在稳健性检验中作者发现：无论是将农业工人纳入回归，还是在工作时间与收入两个维度上“扩张”或“收缩”样本，原文结果均保持稳健。
[5] 当时的人口普查并不询问个体是否参加工会：在州以下层面，工会成员比例的原始数据不可得。为了重建这一指标，作者首先根据Troy的研究整理了全国层面各行业工会成员的比例变化，再结合当地1939-1953年间产业结构变化推算各地工会成员比例的变化。作为检验，作者将根据这一方法整理的数据对州一级的原始数据回归，发现二者间的相关性极其显著。
[6] 比方说，原文控制了各地的教育、城市化率、就业率、年龄结构、最低工资、移民、战争动员、产业结构变化与全国趋势的交互项、1930年代前趋势、州固定效应等诸多变量。在没有其它批评以前，可以暂时认为原文的的结论强度达到了因果层面。
参考文献：Collins, William J., and Gregory T. Niemesh. "Unions and the Great Compression of wage inequality in the US at mid‐century: Evidence from local labour markets." Forthcom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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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9 13: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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