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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死亡行军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惨案。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后，日本陆军也开始进军菲律宾，并与美国及菲律宾的联合守军交战，其中位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美菲守军与日军激战达4个月，最后因缺乏支援与接济，于1942年4月9日向日军投降，而因此开始了“巴丹死亡行军”。
爱德华·金少将同日军商讨投降条件
美菲联军投降后，投降人数约有78,000人，这78,000人成为日军的战俘后，遭日军强索财物，并押解到62英哩（约100公里）外的战俘营，路程以徒步行军为主，但整个行军过程除了初期给予少许的食物外(根据幸存者表示，仅给一次高尔夫球大小的米饭)，一路上不许战俘再有任何饮食，凡是企图找寻饮水与食物者，即被日军以刺刀或开枪处决，同时也驱赶、阻止当地的菲律宾人给予战俘食物与水，即便有若干侥幸者躲过日军眼线而偷喝到几口河水，也因河水已严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着尸体以及绿色泡沫、且气温达华氏100度)，最后引发严重的腹泻、呕吐而死。
如此，经过强行不吃不喝的赶路行军，最后虽抵达目标营地，但沿路上因饥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饥饿无济才选择投降)及遭日军刺死、枪杀者达15,000人之多。
附带一提的是，并非抵达战俘营后就摆脱了死亡，由于日军也在营地内虐待战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劳务、刻意让其挨饿等，如此在抵达营地的两个月内又死去了约26,000人。
被日军俘虏的巴丹地区盟军士兵
巴丹死亡行军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醒。一队日本兵扛着步枪，端着机关枪，闯入了我们的营地，他们凶神恶煞似地嚎叫着。
没等我们
反应过来，日本兵就扑了过来。礼貌的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送到嘴边，作吸的姿势，讨要香烟；粗鲁的举起用作手杖的长竹竿，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乱翻我们的床铺，搜查我们的身体，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这是一群野蛮的胜利者。
有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摇了摇头，因为我没有香烟。他笑了笑，立即抡起枪托照我脸上狠狠地砸下来。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颧骨部位也撕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边的战友前面，做出同样的手势。右边的兄弟有烟，给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烟都夺了过去。谁知他恩将仇报，领着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枪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这下子，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笑着离去，嘲笑着被击败的、软弱的美国人。
如果我们知道今后将受到怎样的折磨，并且知道这种折磨将持续多长时间的话，我们一定会在巴丹半岛死战到底，战至最后一个人，拉更多的敌人陪葬，而不愿忍受三年半的摧残、饥饿、虐打以及种种非人道的暴行。
日本人转移俘虏的计划，基于三个毫无根据的假设，这对于我们来说，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认为巴丹半岛只有2.5-3.5万名战斗人员。具体的数目，我不知道，因为在投降前夕，有数十名士兵阵亡，还有大量官兵躲进丛林或者试图前往克雷吉多岛。抛开战斗人员不谈，跑到巴丹半岛寻求安全庇护的菲律宾平民就有2.5万人。战斗人员数目更为庞大，大约有6.5万名菲律宾官兵，2.8万名菲律宾平民，还有1.2万名美国人，总数达到10.5万，这大大超出日军估计。
第二，日军想当然地认为美菲联军官兵身体健康，能够在没有食物和饮水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强行军。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这些坚守巴丹的人，在过去的45天里，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饭之外，我们每天只有一调羹C口粮（野战口粮，特制的袋装肉食）。有时，我们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强营养。前线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两顿。饥饿导致坏血病、糙皮病、脚气病，疟疾等传染病也趁虚而入，让我们原本孱弱的身体更加孱弱。此外，我们对于长途行军毫无准备，我们没有水也没有食物。我们这些能走的人看起来像病人，躺在医院里的病人看起来像死人。
向日军投降的美菲联军士兵
第三，日军认为他们的撤退计划完美无缺，所有的细节问题都考虑周全，他们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日本部队之间分歧很大，让我们无所适从，——听了甲队士兵的命令，会被乙队士兵认为违反他们的命令，我们会挨打；再度服从乙队士兵的命令，甲队士兵发现了，认为我们不服从，会开枪打我们。这样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给了他们“算账”的机会，他们报复我们，并一再显示日本民族的优越性。日本兵们毫不理会他们已经到了日本国外，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能听懂日语。因此，当我们听不懂他们的命令而反应迟钝，或者领会错误的时候，他们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当巴丹死亡行军从马里韦莱斯开始的时候，就与日本人的“完美计划”背道而驰。到处都混乱不堪，小汽车、卡车、马匹、野战火炮充斥道路。日军把他们所有的重装备都运到了巴丹半岛，想要一举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显然，让敌方的大量俘虏滞留在己方阵地上，是不利于日军赢得攻取菲律宾的完全胜利的，所以日军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些俘虏赶出战场。不过日军好像只有想法，却没有安排高级将领专门负责俘虏转移事宜，巴丹半岛仍然是个烂摊子。
经历巴丹死亡行军，活着到达奥唐奈集中营的战俘人数，只有出发前的一半。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些幸存者全都有病，少数的人只患有一种疾病，大多数人受到两三种疾病的折磨。这些疾病包括：疟疾、痢疾、营养不良、饥饿、脱水、肺炎、脚气病、白喉。此外，绝大多数幸存者在行军途中都受到了毒打，体力严重透支。投降之后，我们本来就心情沮丧，可是在行军途中又受到了极大的心理伤害，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屠杀，却无力阻止，时刻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
美军战俘与日军看守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卫者们在战斗到最后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联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军需官在此负责战区内的给养分配。从1941年12月份开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岛运送给养和装备越来越困难；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粮弹充足。巴丹守军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时候，克雷吉多守军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坚固，很少有人受伤，所以他们的身体很健康。疟疾只给克雷吉多守军造成了小小的麻烦，却击倒了巴丹半岛99%的守军和平民，因为巴丹半岛的丛林里有着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
事实证明，日军迁移巴丹战俘的计划的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不现实的，纯粹是凭空想象的。在战后军事法庭的审判当中，这些假设被用作巴丹死亡行军的暴行的旁证。很多驻菲日军高级将领辩称，他们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军，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关心俘虏的迁移计划。他们异口同声地声称：“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国和菲律宾战俘所受的待遇。”
我觉得日本人在菲律宾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打开巴丹半岛的地图，很容易发现日军可以为他们省去很多麻烦。只要他们在皮拉尔-巴加克一线摆上少许兵力，我们就不得不在长官的带领下投降。后来我们常说：“他们不打我们，我们就会在军官的命令下，带着枪支弹药投降。”我们已经无路可逃，北面是敌人，其余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线，如果我们不想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饿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队提前两个月南侵澳大利亚，攫取整个东南亚的领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么是胆小，非得把驻菲美军完全击溃才敢进行下一步侵略行动。他们执著地执行全歼驻菲美军的计划，中途却不得不面对8万名放下武器、疾病缠身的军事人员，以及2.5万名平民。不把这批人移出巴丹半岛，他们对克雷几多要塞的总攻就会受到影响。
4月10日早晨，一队日本兵把我们赶上大路。在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声呵斥着我们，为了让我们走快点，用刺刀戳我们。上了大路，我们等了3个小时，日本人禁止我们讲话，我们可以用任何姿势休息，站着、坐着都可以。
突然，大路上尘土飞扬，远处出现一大队美国和菲律宾俘虏。他们杂乱无章地走着，经过我们的时候，日本兵命令我们加入他们的队列，开始步行。我的巴丹死亡行军的起点在167公里的界碑处，在马里韦莱斯东面大约2英里处。马里韦莱斯在巴丹半岛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联军战俘，也是日军登陆巴丹半岛的主要地点。
我们忠实地执行了金将军的命令，没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于转移，我们摧毁了所有的坦克，我们并不指望开着坦克去战俘营。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少之又少的美军战俘得以坐上汽车，到达我们的第一个集中营，奥唐奈集中营。而我们是走过去的。
行军的路面有20英尺宽，路基是石块，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细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为了使路面能够行驶小型汽车，水牛拉的大车，菲律宾人拉的大车有时也会出现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过度，我们的重型汽车在上面开过，甚至我们的坦克、半履带车也从上面经过。整个路面已经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觉得痛苦，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们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行军。还没走出去一英里，队伍已经松松垮垮，我们就像一群掉队的士兵。开始还成队形的四十人的方队，散乱不堪，兄弟们往前挪动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脚已经不太灵活，看起来像跛了一样。我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觉我们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决定要制定活命的计划。成为俘虏的前夜，我还坚信我能够活着回家。为了活命，我得为自己设立一些可实现的目标，比如一定要坚持到下一个转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现的水牛那里。我必须有梦想，梦想会让我前行。
日军闯进我们的宿舍将我们的个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时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袜子里面，藏在脚踝处。劳拉是点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种，她给了我生存的激情。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我实现梦想的决心坚如磐石。我不会让敌军夺走我的梦想，我必须活着，活着见到劳拉，让梦想变为现实。
没走多远，我们就知道我们将受到怎样的对待。日本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吓了我一跳。日本人把我们从宿营地赶到大路上的时候，我就知道“全副武装”是一个错误，我们只应该携带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军用水壶，不过有水壶也不一定能喝到水。帽子和头巾是必不可少的，烈日当头照，正午的地表气温极高，头部没有保护绝对受不了。我们还得忍受突然降临的倾盆而下的阵雨，大风卷起沙尘，能见度极差。
刚走了一两个小时，兄弟们就开始减轻负荷，把他们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丢在路上。他们从军用帆布背包里翻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牙膏、牙刷、剃须膏、剃须刀、毯子、小帐蓬。这些物件被随地丢弃，散布在行军路线的最初几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们听不懂的日语大声呵斥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的命令做出迅速反应，他们就从路边捡起木棍抽打我们。他们想让我们走快点，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小跑。对于我们来说，“快步走”和“小跑”没有区别，它们在我们耳朵里只是重复的词汇。看守们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绝对不是日军当中的聪明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家伙所受教育程度极低，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没有正确执行他们的命令，是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鸟语”。
日本兵强迫我们这些虚弱的人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不允许我们休息，动不动抽打我们。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来喘口气的话，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我们停留。我们队列里的汉克绊了一跤，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一个日本兵立即跑过来，我们向倒下的好朋友大声喊道：“赶快站起来！快点站起来！”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日本兵高声叫喊着，把刺刀扎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挣扎着站起来，鲜血顺着衬衫往下流，他蹒跚着加入了我们身后的行军队列。
汉克并没有撑多久。晚上一个朋友告诉我，汉克因为流血过多，倒在地上，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伙伴们也控制不住。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优秀青年，他错在倒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汉克的死，给我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想在行军时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远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话，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很快我们发觉，唯一的正确做法是拉在裤子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
行军的第二天，一辆日本卡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卡车车厢里坐着日本兵，他们手里拿着长长的绳子，时不时地抽打战俘。他们会抽打任何一个他们认为走得不快的战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个走在队列外面的战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锋利的石块让这个兄弟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他的身体抽搐着、翻滚着，看起来像一块新鲜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码后，他终于挣脱了套索，用手和膝盖支撑着流血的身体慢慢地站起来时，他大喊：“你们去死吧！有朝一日，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们，我会活着把尿撒在你们的坟墓上！”愤怒让他获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崭新的面貌加入了行军队列。
第二天我们在卡巴卡森停了下来，我看到一个日本兵打开饭盒吃米饭，他的菜是一个鱼罐头。他吃完的时候，罐头底部还剩下两调羹鱼。他扭头看到了我的眼睛，便把罐头扔给了我。我直勾勾地盯着他，其实我不是盯他，我是盯着他手里的罐头。可怜巴巴的眼神让他大发善心。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饥饿、疲惫、沮丧。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罐头，从路边撕下一块树皮当成调羹，享用了一勺“美餐”。我突然发现我的好朋友鲍勃·马丁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手里的罐头，于是我把罐头和“调羹”都给了他。这个时候，为我们持续了一辈子的真挚友谊奠基。
鲍勃是天生的乐天派，似乎没有事情可以让他烦恼，也许用“没心没肺”形容他最合适。他只有5英尺7英寸高，但是他却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物，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传达着温暖和友好，他的棕色头发和绿色眼睛显示了他乐观的天性。不管戴军帽还是便帽，鲍勃都喜欢把帽子倒扣在脑袋上，这几乎成为了他的标志。
此时，鲍勃仍然没有失去乐观的天性。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尽量让我们感觉好一点。这就是他的特别之处。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和整个战俘生涯当中，鲍勃和我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鲍勃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我们仍然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他大约28岁，一头金色卷发，总是干干净净的。他块头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计他在战前的体重至少200磅，行军刚开始的时候也有150磅。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走得很慢，因为他背着个大包。一开始的时候，他把大包夹在胳肢窝里，后来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压之下他步履维艰，没有人知道包里装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当我们的队列超过中尉的时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双眼已经充血，目光呆滞，他似乎已经丧失意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不回答。等我回头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步履已经踉跄，身体也东倒西歪的。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无法对他提供帮助，他很快就会被日本并杀死。没有人敢为他停下来，大家都很清楚，停下来帮助他的代价。
队伍继续前行，他的背越来越弯，行走非常困难。我们劝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对他来说，会让他吃不消的。他拒绝了，挣扎着向前挪动了几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见我们的队列停了下来，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几声，毫不犹豫地刺进了他的胸膛。日本兵还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站起来！站起来！”不过一切已经太晚了。刺刀终结了中尉的生命，有一个好男儿为国捐躯。我无助地想到，“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桩桩暴行之后，我越来越肯定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后等待我的是怎样一个噩梦啊！
队伍又往前移动，几分钟之后，又发生了悲惨的一幕。后面传来汽车马达声；日军向克雷吉多方向输送战斗人员。中尉的尸体横卧在道路中间，日本卡车毫不犹豫地从中尉的尸体上碾过，日本的车队经过之后，中尉的尸体已经被压成肉饼。道路上残留的鲜血和肉末，显示这里曾经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这种方式“为中尉完成了葬礼”。日本兵还是不是人？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毫不顾忌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他们把我们像动物一样对待，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会给我们战俘应有的待遇。
投降之前，我还在想被俘后的几小时是最危险的，只要捱过了最初的几个小时，下面就安全多了。但在目睹了接二连三的暴行之后，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日本人苦战之后，攻下巴丹，刚刚尝到胜利的喜悦，胜利并没有让他们忘记战斗的痛苦，因此日本兵抓住机会就向我们复仇。他们当中也许有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好朋友，他们要向我们这些“刽子手讨还血债”。押解我们的日本兵情绪高昂，而昔日的敌人就在他们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极端膨胀，日本的这种古老的战争哲学认为，投降者是懦夫，一个军人在面对投降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切腹自杀。
对日本的语言、习俗和军事哲学的无知，让我们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吃尽了苦头。哪怕是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两个人能听懂日语，我们也能避开许多暴行。不过我们发现很多日本兵会说一点英语，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在他们的同伴面前说，因为这种行为会被认为具有亲美倾向，被指责同情美国人。
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日本兵最喜欢欺负看起来弱小的战俘。后来在日本福冈的17号战俘营，情况恰恰相反，日本看守和平民矿工似乎专门喜欢找大块头战俘的麻烦，他们喜欢吹嘘：“美国人高大而软弱，日本人矮小而强壮。”说到底，日本人还是因为身材矮小而感到自卑。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我们的身体亟需补充水份，可是却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体的痛苦溢于言表。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我在白日梦的驱动下，走了一段路，最后还是回到了现实当中，——我们饥渴难耐，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的下一顿才能进嘴。我们被强迫往前走，把左腿迈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迈到左腿前面，两腿带动着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让我们喝。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因为身边有日本的车队经过，车队扬起的灰尘被我吸进嘴里，黏在舌头上，我的喉咙快要被这些沙尘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大约有10到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屠杀了。
所有在井边的战俘，赶紧跑回队列。我们都被吓傻了。我的心像手提钻钻地时一样，剧烈地跳动，我的眼睛睁得有平时两倍大，我很无助，我又想到，“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泪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颊上，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啊，就这样送掉了性命，杀他的人好像做了一场游戏。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它离路面大约50英尺。水塘里的水根本不能饮用，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两头水牛正呆在里面躲避酷热。兄弟们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们管不了这么多了。兄弟们不仅渴，而且深受疟疾的折磨，很多人发着高烧。另外还有很多人痢疾很严重，他们认为谁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有一个大胆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他，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
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来喝，他们觉得经过手帕过滤以后，水会安全一些。他们真笨！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盘旋，水里残渣泛滥，病菌是过滤不掉的！这不是人喝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是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了队伍。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他随即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拉出来。日本军官命令这些粘上水迹的人，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恐怖的大屠杀！他强迫我们站着观看，我们不敢阻止，如果我们阻止的话，他会下令把我们也枪毙了。
连日来目睹的暴行，严重动摇了我生存的信念。我的战俘权利呢？如果这些残暴的巴丹征服者对我做同样的事情，我该如何应对？这场该死的行军好像总不到头，我该怎样活下去？
满怀希望是挺过巴丹死亡行军的战俘的共性。希望让我们在饥渴、疾病的折磨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们知道总会到达终点。谣言风传开来，有人说我们将被送往日本战俘营，等待交换战俘，我们将在美军的医院里得到很好的治疗。有些人希望，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我们很快能回家。这些想法过于乐观，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到达一个有吃有喝的终点，那里有房子给我们住，让我们远离毒辣的日头和蚊虫的叮咬，让我们不必在暴风雨中体验“泥石流”的滋味，——暴雨击夹带着我们身上沾染的沙尘顺着身体往下流淌。
这个时候，唯一能鼓励我前进的是，我在路上看到的香蕉园和芒果树。我把它们当成目标，当作暂时的目的地。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已经停止了思考，我们只是走路，垂头丧气地低头走路。我对自己说，我们是真的失败者，但是我必须前进。
很多人已经虚弱得或者病得挪不开步子。如果他们停下来，蹲在路边排便，轻则受到毒打，重则被杀。幸好我们腹中空空如也，不必担心肠蠕动过于激烈，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排泄。得了重症痢疾的人最可怜，他们随时可能排泄。
第四天，我幸运地碰到了两个坦克部队的老伙计，沃尔特·奇戈伊和鲍勃·布隆格。奇戈伊是典型的意大利南部人的后裔，他有6英尺高，一头乌黑的卷发，胡子很浓，看起来总是需要好好刮一下。他英武帅气，一张长脸，让人觉得“挺坏”。他的深棕色眼睛有些抠，总好像没有睡醒，眼珠子转动灵活，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让人觉得他是个精明人。他说话口气柔和，即使在生气的时候也不大喊大叫。从投降那天起，他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布隆格是典型的意大利北方人的后裔。他有一头金发，明亮的蓝色眼睛，身体很结实，大嗓门大得像教堂里的钟，好几里外都能听到。在聚会上，他是一个开心果，特别会讲笑话，大家都很喜欢他，总有很多人聚在他周围。他身高不到6英尺，但是像一头强壮的大灰熊，胳膊粗壮，胸肌发达，力大无穷。奇戈伊和布隆格是B连的“宝贝”，在全营也是名声显赫，众所周知他们是“肉团兄弟”。
我和他俩走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骑马从我身边经过。他挥动着武士刀，好像随时准备把俘虏的头颅斩下。我正好走到了队列的外面，他顺手给了我一刀。刀锋离我的头部和颈部数英寸，我赶忙避开，刀尖还是将我的左肩划开一道大口子。刀口很深，我大量失血，亟需缝合，我还得继续行军，如果我还想活命的话。
等那个日本军官远去之后，布隆格和奇戈伊从人群中给我找来了一个医护兵。为了帮我缝合伤口，医护兵把身上所有的线都用完了。在此之后的两英里路，两个好朋友一直扶着我走。他们不让我掉队，因为大家都知道，掉队就别想活。
奇戈伊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报答他们。军方的记录显示，他们在被俘期间先后罹难。布隆格因痢疾在1942年7月31日，死于甲万那端战俘营。奇戈伊因同样的疾病，在1942年11月3日，死于台湾的战俘营。我回国后，见到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问起他们的儿子在军队里表现怎么样，是怎么死的。我很难回答。跟他们的父母的充满感情的会面，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我永远无法忘记。
我们每天像僵尸一样进行长途跋涉。我们从早上6：30，走到晚上8点，有的时候甚至要到9点。我们被命令一刻不停地行走，只有两种情况可以获得几分钟的休息：日本看守换班或者被日军强迫我们观看他们施暴。日本看守换班很勤，每隔三四英里他们就换班一次。看守总是新面孔，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不知道这帮刚还上来的家伙脾性如何，他们想要我们做哪些事情，不想要我们做哪些事情，我们总是小心翼翼。这帮新换上来得家伙总是想给他们的战友，特别是他们的军官留下“好印象”，总要抓住机会，惩罚战俘。这帮家伙养精蓄锐，体力充沛，因此走路要比我们快多了。因此我们害怕换班，换班之后就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走到队伍外面。
由于路况糟糕，身体疲乏，缺少食物和饮水，加上战败者的心态，我们每小时只能走1英里，最多2英里。日本看守不断地呵斥我们，抽打我们，我们慢得像蜗牛在路上爬。我在想，我们要到哪里？如果他们要我们死，把我们在路边就地枪决和押送到一个地方处死，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告诉我们目的地在哪里，会让我们感觉轻松一些。如果日本人告诉我们只要走完70英里，我们就可以到战俘营，就可以休息了，或者为他们工作。这样要比漫无目的地走着，好得多。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渴得快要失去意识。如果再不给我们水喝，我们很快就会脱水而死。就在这时，日本人告诉我们，他们计划在我们到达巴朗牙城区之后让我们吃饭，巴朗牙离我们被俘的地方大约35英里。在正常条件下，一直休息充分、训练有素、给养充足的军队只要19小时就可走完这段距离。可是我们这些战俘根本不具备行军的条件，我们疲惫不堪，体力透支，需要长时间的休息，需要接受治疗。火辣辣的太阳一直悬在我们的头顶，似乎要榨干我们剩余的精力。
我们用了4天时间，总算进入了巴朗牙城区。菲律宾平民们站在道路的两旁，扔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食物：米糕、还有动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块的炸鸡、小段的甘蔗。甘蔗比其他食物要好，撕开表皮之后，咀嚼果肉，我们会获得必要的水分和糖分，既解渴，又增加了营养。菲律宾平民雪中送炭，让我们的士气为之一振。
突然，枪声响了，菲律宾平民们四散逃命，日本看守向他们射击，不允许他们给我们吃的。两个菲律宾平民跑进了田野，想钻进一个下水管道。三个日本兵举枪向他们瞄准，先后开火。这三个家伙的枪法不是很好，他们开了好些枪，才把这两个菲律宾男子打倒。见他们倒下来，这三个家伙立即跑过去，呵斥他们，并疯狂地踢他们，先是踢背部，后来踢头部，随后又向对他们倒卧的身体连开数枪。
日本兵命令我们停下来观看，这一场景令我浑身发抖，我直想呕吐，不过胃里没有东西，吐不出来。我眼睁睁地看着日本肆意的杀戮。我想尽快地把这些丑恶和凶残的场景，从脑中抹去。我不知道我还要目睹多少次这样的暴行。就在我准备闭上眼睛的时候，日本人又杀死了更多手无寸铁的菲律宾老百姓。
在日军的枪声和呵斥声中，菲律宾平民逃散无踪。很多菲律宾战俘趁乱跑出队列，混入平民之中。他们的目标是藏入民间，换掉衣服，化装成老百姓。刚好夜幕降临，很多菲律宾战俘如愿以偿。
我们继续向市区中心走去。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们被赶进一间大仓库。这间仓库大约有75英尺宽，160英尺长，原来是用来储存玉米、大米和蔗糖以及其他农产品的。挤不进去的人，就睡在仓库外面的开阔地上。我在仓库的最里面找了一个位置。当仓库人满为患的时候，日本看守又生生地把两百名美国战俘塞了进来。仓库实在太挤，以致我们只能一个挨一个的平躺在地上。有人想小便，只能尿在身上，第二天太阳会把他的衣裤晒干。如果谁想大便，就要跑到仓库的角落里解决。那天晚上，仓库的地面上满是痢疾患者的粪便，这让很多人感染了这种致命的疾病。
屎尿散发的恶臭，垂死的人的叫喊声，病入膏肓的人的抱怨声、呻吟声不绝于耳，简直要让我发疯，我把衣角塞进耳朵，减轻了一些噪音。仓库里的空气污浊不堪，痢疾患者的粪便，残留在衣裤上的小便在仓库里发酵。这种令人窒息的混合恶臭，影响人的正常生理机能。日本兵忍受不了，把门锁上出去了，在外面监视我们。
数小时后，我渐渐地适应了这种嘈杂的声音和令人作呕的臭味。我把自己的思绪从这场噩梦中转移开，我又想到了劳拉。她会意识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吗？获悉了巴丹半岛失守，全军投降的消息之后，她会怎样想？她会认为我是一个懦夫吗？她仍然爱着我么？她会像我思念她那样思念我么？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幻想自己又和劳拉呆在一起。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到头啊？午夜时分，我摇了摇头，抛开纷繁的思绪，面对现实。
次日早晨，看守把仓库门打开，我头晕目眩地蹒跚着走出来。我像受惊的动物一般尽快地离开了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黑暗之地。至少有25个人没有活着走出仓库，日本人命令战俘把他们的尸体抬到仓库后面的田地里扔掉。我再度感到震惊。我所能做的，是为这些兄弟祈祷，我流着泪自言自语：“上帝啊！请您宽恕这些可怜的灵魂。”我不愿意看到他们暴尸荒野，但是日本兵不同意我们把这些可怜的兄弟埋葬，他们在漆黑的夜里悲惨地死去。
我们看到仓库的院子里面，摇晃着一队看守。几分钟之后，我们被赶到院子里。出乎我意料的是，院子中间放着3个厨房用的大桶，桶里盛满了米饭。没有餐具的战俘得到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饭团，有餐具的战俘的得到了一大铲子米饭，量应该比饭团要多一些。在仓库外面的开阔地的顶头，有一队日本看守在供应热茶。没有水壶或杯子的战俘可以借朋友的容器来获得他的定量，这些液体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
在饿了四天之后，我们第一次获得了食物，尽管食物的数量很小。日本看守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们给我们供应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我们刚领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们赶上离开巴朗牙的大路。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们，他们咧开嘴大笑，频频点头，他们很满足，因为从我们身上获得了足够的优越感。我们排好队向北进发，行军继续，但是终点在哪，我们仍然不知道。
很多个夜晚，日本兵让我们的队伍停下来，命令我们露宿在坚硬、肮脏、冰冷的石头路上，公路上丢满了战俘的个人物品。很多战俘就地排便。在巴朗牙领教了仓库之夜的痛苦，我宁愿睡在外面。不过看守们似乎不想让我们获得片刻的安宁，他们时不时地在我的耳边咆哮，甚至会踢我，用刺刀戳我。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睡在空气流通的地方。
巴丹死亡行军的前四天，我们不仅要忍受看守们的虐待，还得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持续的精神紧张，让我心力交瘁。缺少食物和饮水加重了这种精神压力。我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寂寞带来的痛苦让我夜不能寐。我记得十岁的时候，去参加夏令营。离家的第一个夜晚，我在哭泣中入睡，因为我感到孤单，我没有在家的安全感。很多年过去了，我已长大，身处离家1万英里的异国他乡，儿时的孤独感卷土重来。在巴丹死亡行军漫长的路途上，持续的孤独让我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和劳拉在一起的快乐的日子。四天宛如隔世，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噩梦；不是真的。”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就想象劳拉在我的身边安慰我，告诉我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的家人也给我希望，我的战友们彼此照顾，我所爱的人给我温暖和我需要的理解。
一路上，谣言纷起，不过很好。这些谣言在我们嘴里传来传去，给我们生的希望。要到巴朗牙的时候，有人说：“等我们到了，日本人就会用船把我们送到马尼拉，与日本战俘进行交换。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还有人说：“等我们到了下一个集镇，日本人就会给我们吃的。”尽管事实往往于这些谣言相反，在巴丹死亡行军的12天里，我们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些美好的谣言当中。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兵让我们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我的决心再次受到了挑战。我偷偷地抹去泪水和呕吐的污物，正视路的前方，我在寻找下一个路标。我必须有一个目标；我必须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只有两种，要么让生活顺应信仰，要么改变信仰来适应生活。选择了正确的行为方式，我们就能获得满足。不过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我发现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须两者兼顾。因此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顺应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时我又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坚持我的信仰。举个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强迫我去活埋一个战俘，我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与我的信仰不符，但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坚持我的信仰，拒绝活埋依旧在呼吸的战俘，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有更多的战俘要来埋我了，如果还有人拒绝，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被埋葬。在我调整信仰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活下来以后帮助别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个人不能及时地调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难理解日本士兵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很好，绝对服从上级军官的指挥。我想这些军官们肯定知道日本的军事法规当中关于战俘待遇的条文。1904年2月日本颁布的第22条军规的第1节第2条明确规定：“应该尊重战俘，善待战俘，不得以残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侵占菲律宾的日军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执行天皇亲手颁布的敕令。日本的翻译在多个场合告诫我们：“你们比狗都低贱！我们想什么时候喂你们，就什么时候喂你们；我们让你们休息，你们才可以休息；任何一个日本士兵觉得有必要教训你的时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颁布的善待战俘的军规从来没有执行过，在巴丹死亡行军的时候没有执行，在任何一个战俘营里也没有执行，在任何一个工作队里也没有执行。显然，这只是一条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定——没有必要认真对待——日本人制定这条规定，只是为了让世界各国觉得日本军队是“人道的军队”。日本士兵的行为方式恰恰与这些冠冕堂皇的规定相反，他们更乐意看到战俘被折磨，这让他们觉得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满足他们的民族优越感。
目击了“处决式的葬礼”之后，我的求生意识更加强烈。目睹屠杀暴行时，我处于绝望的顶峰，可是我发现我可以克服这种绝望。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执行诸如此类的暴行，为了活下去，我该如何应对。
首先，我要意志坚强，做该做的事情。其次，我要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第三，我要变得“机灵起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比如说，什么时候该走得快一点，什么时候该成为另一队的成员。我发誓今后走路要昂首挺胸。这个姿势会让我觉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负看起来健康的战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战俘。
我们走了好些天，有的时候夜间也赶路。日本兵只给我们提供过两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从卢保出发的4到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
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剑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这个军官紧跟着把战俘的躯干踢到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我看到他的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从那天起，我少说也目睹了数百次斩首的场景；身首异处的恐怖瞬间永远不能从我脑中抹去。每当那个时刻来临，我都非常害怕，不过我下决心活下去。我必须活下来告诉全世界日军对我们这些战俘做过些什么。
我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到达奥兰尼，这段行程大约有15英里。这两天内，我们没有得到一口饭一滴水。在这段路程当中我们目睹了更多暴行，这些暴行与刚开始的四天里的大同小异。日本兵特别喜欢在菲律宾人面前虐待美军战俘，这样能满足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每次杀害或者折磨美军战俘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路过的菲律宾人拦下来，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强迫他们站在路边观看。这些菲律宾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泪流满面，默默地祈祷，我看到他们的嘴唇一动一动的。
我们穿过奥兰尼城区的时候，一队日本看守站在路边，朝我们吼道：“哈依库！哈依库！” （快点！快点！）我们几乎奔跑着经过了这队看守。菲律宾平民站在离这队看守很远的路边，扔饭团给我们。我们在奔跑中接到了，就迅速塞到嘴里。如果饭团掉在地上，就糟蹋了。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愿意分享，所以大家多少都吃到一点。如果没有好心的菲律宾平民冒着危险丢给我们食物，在路上饿死的战俘会更多，因为他们的无私帮助，我们的士气也提升了一些。不幸的是，一进战俘营，这种有福同享的友谊就结束了。我们每天只能领到一点点米饭当早饭，晚上还能领到一丁点当晚饭，没有菲律宾平民扔东西给我们，我们也不能在路边剪刀食物。战友之间的情意受到很大损害。我多次劝坦克部队的同袍，把米饭吃下去，不要用米饭换香烟。有些战俘强抢病人的食物，或者引诱他们换香烟，他们说，抽一根烟能让病人感觉舒服一点。某些战俘之间的关系变成“狗咬狗”的关系。
我们精疲力竭，站立不稳，被强迫以两倍步速行军，直到我们进入了2英里外的圣费尔南多城。接下来，去哪里？下一个死的，轮到谁？我们的身体还能忍受多久？
圣费尔南多是我们在巴丹死亡行军路途当中经过的最大的城镇，它非常繁华，受到的战争破坏很小。美菲联军向巴丹半岛撤退的时候，没在这里做过多停留。日军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追，也是一经而过。它是班邦省的省会，有一些漂亮的大工厂。我注意到街面上有很多日本兵，他们全副武装三五成群地到处闲逛，享受着“惬意”的时光。
日本兵把我们赶进火车站，让我们休息。我们看到站内一列由老式车头驱动的闷罐车。我们坐在铁轨上等了一个小时，一辆破旧的闷罐车才咔咔地进站。我听说，我们将被送到马尼拉，与日本战俘交换，我们很快就能回家。很快，谣言不攻自破。
日本兵把我们赶进这辆小小的闷罐车。车厢很小，放在平时可以装进10头牲口，或者25个到30个人，在日本兵的驱赶下，此刻每节车厢里塞进了80到100个人。我们只能轮流坐着，因为车厢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都坐下来，即使靠近车门的人把腿脚都伸到门外也不行。车厢中部实在太拥挤，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窒息了。靠近车门，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人是幸运的。我们摩肩接踵地站了5个小时，到达卡帕斯。卡帕斯离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附近。
我是幸运的人之一。我靠门边坐着，双腿悬空。我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风扑面，不必担心日本兵会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后背。不担心，真是一种享受。不久，我就为自己的松懈尝到了苦头。一个日本看守从我身边经过，他挥舞着一根用作手杖的长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来，没打到脚，打在了膝盖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来，——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绝对不是恭维的话。他抓住车厢的门把，使劲地想把它关上，车门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极了。不过门最终还是没有被关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关得上。幸亏我的大腿让门开了一个口子，我们才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一股力量很大的风吹进我们的车厢。
火车缓缓地开动了，载着数千名生病的、垂死的战俘。菲律宾人站在铁轨旁边，向车厢里面扔用香蕉叶包着的饭团、用糖和其他调料做成的米糕、还有熟鸡块。当我看到他们给我们扔食物的时候，我就使劲把门拉开两英尺，以便让我们获得更多的食物。这些好心的菲律宾人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慷慨行为救了我们很多战俘的性命。没有这些东西，很多战俘将会饿死。他们给予我们的关心，帮助我们挺过了这段人生的黑暗岁月。
火车终于停了，但是日本兵不允许我们下车，我们又在车厢里停留了10分钟。没有人讲话；垂死的人的呻吟打破了车厢里的安静。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被秘密处决吗？然后在没有一个人看到的情况下，被日本人偷偷地埋到一个万人坑里？日本看守什么也不说。我听到车厢里有人在轻声的祷告。上帝啊！请给我们一次机会，不要在这个遥远的国度，让我们毫无踪迹地像畜生一样死去。
只有活着的人走下火车；我们得到指示，让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车厢内。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地滑下来。我慢慢地跳出车厢，刚想迈步走路，就倒在了铁轨上。我觉得我的瘦腿不听大脑指挥了。一个看守认为我站得不够快，就用枪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颈部遭受重击。他对我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用刺刀向我刺来，我知道不躲开就死定了，赶紧爬起来走了。
我们又开始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远。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像是一头牛，要被赶进屠宰场。当我离开闷罐车的时候，我感觉身体好像着了火。走了两英里之后，我开始头晕目眩，身体在队列里摇晃。没过多久，我就体力耗尽，跪倒地上。好运又一次撞上了我。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正被奇戈伊和布隆格抬着走。他们抬着我，足足地走了1英里。之后，我的体力恢复了，可以自己走了。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在短短几天内，被同样的人救两次，这样的几率能有多高？他们真是我的救星。
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我们排成队半死不活地走着。我们的身体太肮脏了，上面沾染了各种各样的液体，全都没刮脸。在这条狭窄的永无止境的公路上，我们看到一些美丽高大的、果实累累的芒果树，还有许多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我们不时能在路边看到美军战俘的尸体，他们躺在绿树底下，血流满地，鲜血已经变成深棕色。
《菲律宾的黎明》的作者神保信彦，是参与菲律宾战役的一名日军士兵。他在书中写道，在巴丹守军投降的当天，所有的日军部队都接到通知，将有至少7万名俘虏落入日军手中。
日军高层在马尼拉发布了如下命令，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会发生那么多的暴行：
和我军在巴丹半岛对抗的任何部队，不管是否投降，都应该被彻底消灭，任何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高速公路两百米以外的地方处死。
这个命令可能就是日军士兵在行军中可以任意杀死掉队的美国人的正当理由。一旦本间雅晴接受了巴丹的投降，他唯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待遇而是所有在菲律宾的武装力量的最终投降书，从而他可以指挥所有的力量和供给物资向克雷吉多岛进攻。毫无疑问，我确信对我们投降的部队实施杀戮是某个人预谋的，授权的，这个人有着很大权利，而且是日本军队在菲律宾有很高指挥权的人。
这个命令给予了日军看守肆意屠杀掉队的美国战俘的权力，战俘出于任何理由掉队都要被处死。本间雅晴虽然接受了巴丹守军的投降，但是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是获得整个菲律宾美菲联军的投降书。他当时正在调兵遣将，调集所有的技术装备，想一举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毫无疑问，对巴丹投降部队的屠杀是有预谋的，是侵菲日军高层精心策划的，是经过某些高级将领首肯的。
我在行军的最后一天，差点丢掉性命。我的脚肿得有平时的两倍大，这让我在队列中行走困难，很难跟上队伍。后来我才发现，队列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日本看守又把我们转交给一队经过充分休息的看守。这些家伙上来就呵斥我们，推搡我们，用棍子敲打行走困难的人。他们专门欺负看起来虚弱的人。与我走在一起的一个兄弟，看到我浮肿的脚，建议我把靴子的两边划破。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不仅照他说的做了，而且还把鞋带松开了，这样给脚更大的空间。在此之前，我虚弱得很，发着烧，筋疲力尽，我甚至觉得高烧会要了我的命。就在我的身体快要垮掉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日本人要我去哪里，我都得走过去。奇迹出现了，高烧退了！最后的8英里，我好像走了一辈子，我终于看到了典型的菲律宾棚屋的轮廓，还有那生锈的铁丝网。我总算见到了这次强迫行军的目的地。
作者：列斯特·坦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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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8 08: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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