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元朝-安南——蒙古三征越南败战史

ssgo2008

安南，即越南古称，位于中国西南印度支那半岛东部，领有如今越南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自秦始皇南征百越，设立象郡起，长期是中国的一部分，两汉至三国以后，称为交州，与中原往来频繁，受汉文化影响殊深。唐朝时，在宋平（即今河内）设立安南都护府，这便是“安南”之名的来历，期间一度被南诏攻占。唐末中央权力衰微，五代十国分立，安南隶属于十国之一的南汉治下，为交趾节度使辖地。十世纪前期，交趾节度使杨廷艺叛南汉自立，被部将所杀，其婿吴权继起，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南汉水师，越南史称之为吴王，不过吴权既没建国号也没改年号，其势形同唐末的藩镇割据。又过了二十多年，豪族丁氏平定境内纷乱，建立越南史上首个统一政权，史称丁朝。北宋建立后，丁氏政权向北宋称臣，北宋册封其为交趾郡王。不久丁朝大将军黎桓重演宋太祖赵匡胤的伎俩，篡幼主自立，越南史称前黎朝。北宋“瞎子打灯笼，照人不照己”，厚着脸皮出兵安南来“维护正统”，当然没有士气，被黎桓击退。黎桓随后向北宋乞和称藩，宋太宗志在北而不在南，得了面子便顺水推舟承认其为独立藩国，不再将之列为统一对象。这是越南正式从中国分离的开始。

前黎朝的统治持续了不到三十年，殿前指挥使李公蕴又效法黎桓，再演政变好戏，建立了李朝，李公蕴就是李太祖。这几下与中原五代十国期间流行的武将篡位风如出一辙，可见同文同种，有样学样。

李太祖崇拜儒家，他建学校，立科举，在国内大力推广儒学思想，并且照抄宋朝政制，设全国为二十四路，连首都升龙（河内），都按照北宋“四京”的称谓称作应天府、南京，李朝与中原的文化风俗，几无二致，比西北邻国大理更加中原化。

自李太祖改革之后，安南国力逐渐强盛，比起周边热带丛林里的土著民族，可以说是非常先进而文明了，中国古代不是有“华夷之辨”吗？李朝安南就把自己看作是与中原一样的“华”，至于其他周边民族统统称呼为“夷”，其诏书行文的文体语气，与中原王朝一模一样，还经常以“不贡”、“无礼”为由，对周边民族进行征伐，国土日渐扩大。到了李仁宗时期，居然到了敢与北宋掰手腕的地步。

北宋因为本身不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常受外敌如辽、夏之侵扰，所以变得特别不自信，对边防抓得极严，对“全盘宋化”的安南李朝也只开放边境的钦、廉二州进行贸易，而边官在与安南人贸易时又常常生事，弄得摩擦渐起。到了北宋熙宁八年，宋朝边防军越境侵扰安南地界，安南大将李常杰遂率八万水师渡海攻宋，连陷钦、廉二州，又围邕州（今南宁）四十二天，破城杀官，受害者达十余万人。所以说这北宋也真是弱得可以，被契丹人党项人欺负也就罢了，连藩属小邦的安南都敢跟他大打出手，弄得“中国上国”一点面子都没有。这下子北宋“对越自卫反击战”自然不可避免。不过宋军的战斗力也就那么回事，安南人仗着有个不世出的名将李常杰，根本不怕，两军隔着红河纠缠了一阵儿，互有损失（应该说北宋损失更大些），最后李朝表示谢罪，宋朝就势借驴下坡，双方就此罢兵言和。北宋吃了个老大闷亏，不过面子算是挣回来了，后来还册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安南”也就此正式成为越南国名。自从安南立国以来，主动与中原王朝交战的事儿，也就这么一回。

但是到了蒙古人兴起之后，如同周边的邻国一样，安南人的厄运也跟着来了。公元1257年，蒙古皇弟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与大将兀良哈台南征大理，大理蕞尔小国，还不够蒙古兵塞牙缝的，当然是手到擒来。忽必烈一看征服南方人挺容易，就叫兀良哈台顺手去收服安南。兀良哈台坐镇昆明，派出两个使臣，命令安南俯首归降。

但安南却不像大理那样好收拾。当时安南正值李朝衰微，陈朝兴起之时，太师陈守度执政数十年，把李朝的亲贵重臣逐一铲除，只留下一个年仅七岁的昭圣公主李天馨，老陈便把这小女孩扶上皇位（即李朝末代女皇李昭皇），又安排继子陈日煚（即陈太宗，陈守度未登基，后追谥太祖）娶其为妻。这陈日煚当时已经四十多岁，娶一个七岁小女孩为妻，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久，小女皇就把皇位“禅让”给了丈夫，自己成了皇后。说也可怜，等小皇后好不容易长到成年，竟被陈日煚所废，简直是卸磨杀驴。好在陈日煚的儿子陈光昺对他这位年轻继母倒有怜香惜玉之心，后来陈光昺继位当了陈圣宗，就把他这个继母立为皇后，可怜的女孩终于得到了归宿。这个……似乎在家庭关系上有点混乱……不过此类宫廷秘闻与本篇关系不大，大家随便看看就算，咱们转回正题。再说陈朝初建，老陈和小陈江山刚刚到手，屁股还没坐热，哪里肯甘心拱手送与蒙古人，再说也没见识过蒙古人的厉害，自然拒绝没商量，还把蒙古使者给下了大牢。

那兀良哈台是蒙古开国元老速不台之子，当年拔都西征，跟着南线部队曾横扫过巴尔干，岂是个好惹的主儿，一见安南这般“无礼”，哪里容得，当即令儿子阿术（后来蒙古灭南宋的主要将领之一，这速不台一门三代可谓是虎父无犬子的典范）为先锋，大军直抵红河岸边。陈日煚是陈朝开国之主，当然不比刘禅孙皓那一类无能货色，虽然拒绝蒙古，但未曾掉以轻心，早在红河沿岸部署了包括象兵在内的多兵种合成部队，严加防范。

兀良哈台见安南有备，便动了点脑筋，他安排部将彻彻都率军从下游渡河，伺机夺取安南人在下游的船只；儿子阿术率一支别动队迂回切断安南军的后路；自己亲率主力渡河强攻。兀良哈台从正面发动进攻时，对面的安南人一觑蒙古兵的强盛军容，不禁吓了一大跳。也是，安南人见过的最大世面也就是北宋的南征军，以宋军的积弱比起蒙古兵的悍猛，那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无怪乎要未战先夺士气了。兀良哈台强行渡河，大破安南水师，掳其船舰，而阿术也封锁了安南军的陆上退路，父子二人合力进击，安南军的红河防线顿时土崩瓦解。御驾亲征的陈日煚进退失据，只好沿着河岸向下游寻船逃跑。谁知那奉令夺船的蒙将彻彻都，见猎心喜，也忙着追杀安南败军，忘记了主要任务，结果陈日煚得以抢了一条船逃走，效学宋高宗避金兵的法子，驾舟浮于海上。兀良哈台长驱直入，进占安南国都升龙，结果发现两个使者里有一个已经死在狱中，便纵兵屠城作为报复。

蒙古兵进占升龙后，安南人从红河大败的打击中逐渐恢复过来，大将陈国峻率领部队从山西路东下勤王，隐然对蒙古军与大后方云南的联系通道构成威胁；太宗陈日煚和太子陈光昺也收集残部，准备继续抵抗。兀良哈台以其名将的嗅觉发现了面临的危险，而且蒙古兵对安南炎热潮湿的天气很不适应，已经有人害起病来，兀良哈台当机立断，下令班师回云南，临走前又派了两个使者留在升龙，等陈日煚回来招他投降。陈日煚回来之后，见升龙已是鬼城一座，悲愤之下，喝令左右把那两个使者绑了起来，想杀又不敢，于是就这么捆着放还给蒙古军。

不久，陈日煚传位给太子光昺，即陈圣宗，此时蒙古仍然在云南驻有重兵，陈光昺知道凭现在的力量无法跟蒙古兵交手，于是遣使谢罪，愿降为臣属。兀良哈台把安南使者送到忽必烈的大帐，忽必烈考虑到此番南征的战略目标在于包抄南宋，安南只是顺手捎带的货色，打得下算赚，打不下也无所谓，现在既然安南表示屈服，也算达到了目的，便对安南缚还使者的行为警告了一番，接受了乞和，继续征伐南宋的事业。

儒学发展到宋代，对所谓天道义理的宣扬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夷夏大防的正统观念和被迫以华事夷的现实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困惑，时间久了就形成一种扭曲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北宋和南宋在如何对待辽、金末世时都抓了狂，强烈的复仇欲压倒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安南是受儒学教化很深的国家，心理感受与宋朝相差无几，面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强横，也是表面恭顺，心里却埋下刻骨仇恨。从另一方面看，儒家宣扬忠君爱国的理念也成为东方儒教国家在抵抗外侮时的强大精神支柱，这也是为什么蒙古在征服西方时几乎是横扫千军如卷席，而在征服东方儒教国家时却花费了最久的时间和最大的心力。西夏、金国、高丽、南宋、安南、日本，蒙古人都打了很久，支撑这些国家战斗意志的，大概就要归于东方人有一套完整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体系，而且根深蒂固。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完颜彝（完颜陈和尚）这些人的行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恐怕是不可想象的，而安南、日本这些属于儒教文化圈国家的人，却完全能够理解并且极力褒扬和效仿。

安南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前文提到的陈国峻。陈国峻（1228— 1300），又名陈峻，出身陈朝的宗室贵族。此人在越南史上大概是除了胡志明之外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使一个东南亚的丛林小国，顽强地阻击了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三次凶猛攻击，因其兴邦复国的大功，被封为兴道王，后世一般尊称他为“陈兴道”。至今越南民众仍把他奉为神祗，与太上老君、关公共祀一庙。陈兴道的儒学修养很深，如同前辈名将李常杰一样，是个文武双全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兵书纪要》，在越南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陈兴道在诗文上的造诣也很好，蒙古二次入侵时，在敌军直逼升龙城下的紧急关头，陈兴道写下壮怀激烈的名篇《檄将士文》，文中写道：“余尝闻之，纪信以身代死而脱高帝；由于以背受戈而蔽昭王；豫让吞炭而复主仇；申蒯断臂而赴国难。敬德一小生也，身翼太宗而得免世充之围；杲卿一远臣也，口骂禄山而不从逆贼之计。自古忠臣义士，以身殉国，何代无之。设使数子区区为儿女之态，徒死牖下，焉能名垂竹帛，与天地相为不朽哉。”连续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几位有名的忠臣义士，大大激发了将士们的抗敌决心和爱国精神。

蒙古第二次入侵安南发生在1284年，此时元朝已经建立，世祖忽必烈继续执行乃祖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计划。在灭亡南宋之前的1274年，蒙古军曾向日本发动试探性的进攻，但遭到了失败。南宋灭亡后，其先进的造舰技术和强大的航海能力被元朝所掌握，元世祖向海外扩张的野心更加膨胀。1282年，元朝海军进攻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设立占城行省，企图以此为基地，吞并南洋诸岛。占城王退据山寨聚众抵抗。此时元朝和安南的关系也不大顺畅。虽然安南二十多年前便臣服蒙古，但一直拒绝元廷所敕“六事”。这所谓“六事”就是：一、安南王亲自来大都朝拜元帝；二、安南王子入朝为质；三、向元朝呈报户口民数；四、为元朝出兵役；五、向元朝缴纳税赋；六、由元廷派遣“达鲁花赤”（蒙古地区长官的名号）与安南王共享统治权力（这一条已经实现）。基本就是《二十一条》式的灭国条件，你想安南怎肯答应？陈光昺对元朝苛刻的“六事”采取的战术一是推，二是拖，好在元朝当时忙于打南宋，无暇顾及安南，一直拖到陈光昺死去，“六事”仍有“五事”尚未实现。元世祖老大不耐烦，平定江南之后，便有再征安南之意。正好元军在占城遭到持续抵抗，元世祖便命令镇守云南的皇子镇南王脱欢率军出师，声言要假道安南，支援占城的元军。

元军的“假途灭虢”之计岂能瞒得过足智多谋的陈兴道？安南新君仁宗陈日烜遣使告知元军，宁愿出粮助饷，但请元军从别道进兵。元军当然不理。1284年十二月，元军号称五十万，由镇南王脱欢率领分六路侵入安南。陈兴道在各处险隘设守抵抗，消磨元军锐气。陈日烜亲率十万大军，在红河布阵。1285年正月，元军进抵红河。虽然安南军比上次更加谨慎严备，但蒙古人战力远胜，且此时元军水师也远比兀良哈台初征安南时强大，一场激战下来，安南军还是挡不住元军渡河。红河一失，升龙无险可守，安南君臣为保存实力，乃放弃升龙，向南部的清化府撤退。陈日烜发布诏书，命令各郡县都要与元军死战，如果力量悬殊，允许逃走，但不许投降。安南将士也在臂上刺“杀鞑”二字，以示誓死抗战的决心。

元军总帅镇南王脱欢对安南坚决抵抗的态度大为恼怒，一把火把升龙的王宫焚毁，又把俘虏统统处死，他下令军队南进穷追安南君臣，同时要求占城的元军北上夹攻。面对元军的强大攻势，陈朝王弟陈益稷等少数贵族大臣害怕了，向元军投降。

在危亡之际，陈兴道向陈日烜分析形势说：元军虽猛，然势若风火，利在急而不在缓，我军宜避免决战，不求速胜，“如围棋然，随时制宜”，使敌陷于困疲。说白了，就是类似于红军四次反围剿时“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陈日烜采纳了陈兴道的策略。元军四面出击，府县占据了不少，但始终消灭不了安南军的有生力量，而且还有敌人越打越多的感觉。

在越南的热带丛林中作战，即令是美国人也吃不消，何况在北方大漠长大的蒙古人。到了五月，安南进入雨季，潮湿闷热的气候更加令元军苦不堪言，军中疫病丛生。而从占城北进的元军由于受到安南军的沿途阻截，迟迟不能与脱欢的主力元军会师。更要命的是，安南军民坚壁清野，元军在当地找不到粮草，与大本营云南的联系也在陈兴道等人神出鬼没的打击下经常断绝。眼看元军陷入泥潭，脱欢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军。

陈兴道立即布置重兵拦截撤退的元军。元军从如月江伐木搭浮桥过河，遭到预先埋伏岸边的安南军突然袭击，全军大乱，元军大将李恒拼命断后，掩护镇南王脱欢过桥。安南军乱箭齐发，元军中箭落水者不计其数，脱欢好不容易撤回广西境内。李恒身中毒箭，带伤逃回，后来伤重身死。

再说那南方元军由大将唆都、乌马儿率领，北上来与脱欢元军会合，一路上进展顺利，大小七战皆得胜利，唯独在天长府遭到安南军的顽强阻击，迟迟难以前进。脱欢撤军时，唆都并不知情，还是安南人把这消息告知了他，唆都急忙引军向顺化海岸撤退，打算从海路撤回，结果在入海口遭到安南军的阻击。当时安南收留了不少厓山之战后亡命而来的南宋将士，这些人仍作宋军打扮，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着实令元军吃了一惊。元军且战且退，退到乾满江时，陈兴道的大军突然出现，将元军重重包围。饶是蒙古兵悍勇无敌，这一回也难逃全军覆没的下场，主将唆都力战身亡，乌马儿侥幸得了一条船，渡江逃走，而那数万将士，大部被杀被俘，或溺于江水而死。安南的抗元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

元世祖忽必烈英雄一世，听闻败报，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他搁置了第三次东征日本的计划，把人力物力调集到南方，决心给予小小的安南以毁灭性打击。1286年，元廷征调了江淮、湖广、江西、云南各省蒙汉三军与海南岛四州黎兵约十万人，仍由镇南王脱欢为主帅，再次征讨安南。又征船五百艘，派万户张文虎负责从海路运输军需，保证前方的供应。世祖还封上次来降的安南王弟陈益稷为安南国王，企图用傀儡政权来收服安南民心。

元军三路攻入安南，脱欢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一路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果然进展顺利，一路斩关夺隘，渡过红河，再次进占升龙。安南方面仍旧用陈兴道的策略，避免决战，坚壁清野，以小规模的丛林战骚扰元军，并伺机切断元军粮道。

安南虽置府县，却无城池，元军无可据守，只好伐木为栅，立寨防御。深入安南境内后，粮食这个老大难问题日益尖锐，海路的粮船又迟迟不至，脱欢只好命令各路人马到处清乡抢粮。其实负责运粮的张文虎等人并不是不尽心，只是粮船每每被安南水军在海上阻截。后来张文虎亲自押粮渡海，结果在绿水洋又遇优势兵力的安南水军拦截。张文虎料敌不过，只好把粮食全部沉于海底，减轻了船上的负重，才逃出一劫。

侵入安南的元军苦等粮食不至，靠抢来的那点粮食也难以糊口。脱欢命令各路人马寻找安南军决战，结果大家累得半死连安南军主力的影子都找不到，加上天热师疲，全军上下完全没有斗志。诸将都劝脱欢班师，脱欢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各路人马分道撤回。

元军征交趾行省参知政事乌马儿、樊辑率水军沿白藤江入海撤退，谁知陈兴道早有准备，在白藤江入海口埋设了数百根木桩，因当时潮汐大涨，元军没有发现水下已经被安南人做了手脚，结果在海口被堵了个严严实实，动弹不得，成了安南水军的活靶子。四百艘战船全军覆没，樊辑当场被俘。上次侥幸逃走的乌马儿这回没有了好运，也被安南俘虏，痛恨蒙古人的安南兵把他倒吊在海里，活活溺死。

脱欢亲自率领的那一路元军，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战战兢兢撤到东关附近的山岭中，被陈日烜及世子陈日燇亲率大军包围，安南兵居高临下，万箭齐发，元军行省右丞阿八赤被乱箭穿身而死，脱欢靠着亲军保驾，仓皇从小路逃跑，饶是这样，脚上还是挨了安南兵一毒箭，好不容易才逃回广西思明州，所率部属，损失了十之六七，比上次败得还要惨。世祖忽必烈见脱欢两次大败，勃然大怒，将他贬谪到扬州，终身不准入觐。

安南虽然再获大胜，但也明白自己与元朝的实力相差太过悬殊，于是再度遣使上表，献上安南王的金制跪像，谢罪乞和，并送还俘虏。忽必烈虽然不肯干休，但连续几次对外远征，劳民伤财，国力损耗很大，只得暂且按下怒气，接受了安南的贡礼。元朝与安南的战争，也就到此结束了。不过到了1293年，忽必烈因为安南新君陈日燇（陈英宗）拒绝来大都朝拜，勾起旧恨，又调集大军，准备四征安南。但第二年正月，忽必烈就去世了，成宗铁穆耳继位，下诏罢征安南，元朝和安南才算实现关系正常化。终元之世，安南一直向元朝称臣纳贡。尽管如此，面对庞然大物般的元朝，小小的安南顽强不屈，最终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实在是值得我们脱帽致敬。而三次用兵都未曾征服敌人，在蒙古人辉煌的征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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