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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都是舶来品
1868年11月，上海首次由欧洲运来几辆自行车，这种车是人坐在车上，两脚踮地走的那种，纯属业余消遣的代步工具。6年后，法国人米拉从日本把人力车输送到上海，这种车称为东洋车，因其色黄又叫黄包车，成为代步工具。1884年出版的《申江胜景图》首次记载了中国开始出现骑自行车的情景：“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不独一人见之，相见者多矣。” 1937年日本人在中国上海、天津和沈阳三地先后开设自行车厂，但产量极微。1940年上海自行车厂（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成立，中国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品牌。1949年，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只有1.5万辆左右。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品牌“飞鸽”在天津诞生。1958年，上海267家小厂合并，组建成了上海自行车三厂，也就是凤凰自行车厂的前身。几年之后，凤凰牌成了家喻户晓的自行车名牌，一时供不应求。但自行车还是以稀为贵。 1949年以前，中国仅在山东烟台有一些小型钟的制造业，根本就没有手表制造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填补工业空白，1954年底，天津市轻工业局批准成立手表试制组，经过百余天的日夜苦干，1955年3月24日5时45分，中国第一表研制出来。3月26日，《天津工人日报》报道，“我国自制手表成功”，“这是我国工人阶级试制出的第一只国产手表，填补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又一个空白”。这只表朴素大方，表盘上有“中国制”三个金字，还有5颗红星，下面标有“十五钻”字样，定名为五星牌。经有关专家考核鉴定，五星牌手表走时基本正常。 1960年代，天津手表厂推出自行设计的机械手表。之后，在手表市场上，国产的东风、五一、上海、钻石、宝石、双菱、蝴蝶、红旗等品牌争奇斗艳。随后又出现无钻的经济手表紫金山牌。此时手表的产量直线上升，但是手表的款式单一，没有女表。当时广州推出一种五羊牌手表，颇受欢迎，但毕竟不是女表。进入1970年代，天津手表厂推出海鸥女表，才填补了女表的空白，但款式相当单调。 1890年，中国从美国引进了第一台缝纫机。1905年，上海首先开始制造缝纫机零配件，并建立了一些零配件生产小作坊。1928年，由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生产出了第一台44-13型工业用缝纫机。同年，上海胜美缝纫机厂也生产出第一台家用缝纫机。1949年以前，整个旧中国缝纫机产量很低，年产量不足4000台，当时的缝制设备市场主要由美国胜家公司垄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缝制机械工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行业经历了改组、改造阶段，公私合营、兼并合作，进行了合理的分工，形成了一批骨干企业，主要生产普通家用缝纫机和低档工业用缝纫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生产停滞，物资短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成为非常紧俏的商品。 三大件：结婚时女方要求男方必备 1970年代，三转一响是奢侈品的代名词。所谓三转就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一响是收音机。如果说收音机是为了满足耳朵的享受，可有可无，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的实用性则不言而喻，受到全民追捧。但由于物资短缺，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都很难买到，即使你有钱。因此，戴了手表的人喜欢卷起左袖子习惯性地将手腕抬得高高地“看看现在几点了”。家里的缝纫机被擦得一尘不染，还要做个很讲究的布套罩起来。买回来的自行车，要及时到当地派出所打钢印，登记上牌，如果谁家的自行车丢失了，公安局、派出所也会立刻派人侦破。自行车还要进行一番精心打扮，车座罩上带穗的套子，车梁用布或彩纸裹起来，车条要绕上几圈毛线转起来才好看。车子被擦得锃亮，自豪地骑过去，留下一路丁零零的脆响，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那时，拥有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一个普通家庭所追求的目标。如果一个年轻人在结婚成家时就拥有了这三大件，那他的家庭一定是有良好的经济背景。 一个未婚青年，能戴着上海手表，骑着永久自行车，在当时是相当牛的。年轻人相处谈对象，女方常常看男方是骑什么车来的，有没有戴手表。有时，为了表示一下派头，男方只好借自行车、手表显示一下，快刀斩乱麻地谈情说爱，到生米做成熟饭时，再还给人家，闹出了许多家庭矛盾，或者埋下了祸根。但没有办法，物品短缺，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家里穷，那就更难办了。 到结婚时，女方通常要求男方准备齐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否则就不结婚。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由此成为1970年代结婚三大件。 据报道，1978年时，三大件的价格：上海全钢手表125元，需要票而且要托人才能买到的，永久牌自行车150元左右，上海牌缝纫机100余元。一般的城镇家庭要置齐三大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通常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 票证，比实物还紧俏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比三转一响更为紧俏的是购买它们的票证。 共和国建国后，我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执行的是计划经济，在商品供应极为匮乏的年代，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通称为票证。 票证种类繁多，除了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鱼票、肉票等，还有自行车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等。在当年，没有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生活中如果缺少票证，日子都没法过。人们视票证简直为“命根子”。 1970年代，一位胡姓知青和大伙去了东北。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小胡发现那段困难时期对当地的农民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农民们有地种土豆，有地窖储藏，经常是一家农民养活了几家城里的亲戚。按照常理，成分越差的人越需要改造，他们更有必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具体来说，这些人通常干的活更重。和小胡同行的有一个“黑五类”的后代，他在东北的那几年里，贫下中农安排给他的是很轻的活，他的生活在一些细节上也相对比较舒适。这令小胡非常好奇。多年后，当年在东北的知青们一起聚餐。席间，那位成分最差的人在酒醉之后透露了当年的奥秘：“我到了那里就给生产大队的负责人送了一张上海牌手表的票，然后那几年就没怎么吃过苦了。” 票证的弥足珍贵，由此可见一斑。 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河南叶县天然油石厂的“天然油石”广告成为“文革”中最后一个广告，“文革”期间再无广告出现，一直到1979年，广告才在媒体上恢复刊登。但是凤凰自行车不用广告，“文革”前的评比中它已经连续多届获得第一名。 沈德出先生认为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上海第三自行车厂工作，而最复杂的经历也是那段——1976年的凤凰自行车厂反复出现大事件，而随着大事件，他也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那时候走在家门口的弄堂里，我穿着最时兴的灰色的确良衬衫，连里弄主任都热情地招呼我。邻居们更是尊敬地叫我沈家伯伯，其实那时候我也就40多岁——目的还不是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搞到自行车票。”沈先生如是说。 1976年，当时在第三自行车厂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换货风波。“当时凤凰的质量已经靠不住了。整天搞运动，全厂基本上没心情提高质量。” 沈先生当时负责处理要求换货的来信，北京西单自行车商店第一季度凤凰的换货率是38%，而且要求换的都是自行车最主要的部分，车架、车圈、车把和前叉，即所谓的“四大件”，而他处理直接寄到工厂的来信，“一个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换货”。而那些信件，在沈先生印象中，语言全部客气得很，因为如此紧俏的物资，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没有一封敢于提及退货，全部是谦恭地要求“伟大的工人师傅帮助我们”，把某个重要的部件换掉。 1970年代，蝴蝶牌缝纫机热销全国。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拥有一台蝴蝶缝纫机更是难上加难的事。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家用缝纫机零售市场于1972年4季度开始实行凭票供应办法，由上海百货公司印制“缝纫机购买券”在各系统、各区县的企事业单位内部进行分配，凭票供应缝纫机。 1974年，“文革”后期，全国许多工厂仍处于混乱甚至停产的状况。上海协昌缝纫机厂当年的产值却达到了8198万元，上缴利润2468万元，其产品蝴蝶牌缝纫机正风行全国。“当年蝴蝶牌缝纫机是比较高档的家庭装备，是身价的象征”，在协昌缝纫机厂当了14年厂长的陈国有说，“那时候年轻人结婚成家的条件，就是要有缝纫机”。
链接： 各个时代的三大件
1970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结婚时需要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手表要上海牌，缝纫机要蜜蜂牌、飞人牌，自行车要飞鸽牌、永久牌。那才叫上档次。 1980年代：冰箱、电视、洗衣机 青年人结婚，三大件向电气化迈进，变成了冰箱、电视、洗衣机。这三大件的尺寸都不大。冰箱只是单门的，洗衣机是双缸的，电视机是黑白的，人们的生活也是比蜜甜的。 1990年代：空调、录像机、电脑 人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三大件又向新的现代化目标迈进，变成了空调、录像机、电脑。在当时，空调只能制冷，冷暖制式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事情。刚开始时家用电脑是286、386的，没有鼠标，运行口令要人工输入，考验智商不说，那速度慢得像蜗牛。录像机成为电视的一种升级设备，彩电尺寸也越来越大，录像机则让节目可以自我定制，提高了生活的选择性。 2000年代：房子、车子、票子 21世纪，家庭消费向科技化和高消费迈进。三大件没有一个公认的版本，说的最多的当数“房子、车子、票子”了。房子、车子恐怕没啥争议，另外提的最多的无非是保险、子女教育、旅游等，归根结底，都是票子。新的三大件中，尤其是房子，更是重中之重。没有一套像样的婚房，结婚日期就得推一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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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3 1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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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4 07: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