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27年汪精卫分共导火索：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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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20日 10:49 党史博采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1条

核心提示：1926年底，罗易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以后，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奉派来中国。次年2月底抵达广州，4月初到达武汉。在国共关系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他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了当时正准备积极反共的汪精卫看，这就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罗易泄密事件”。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2010年第3期，作者：李亮 马晶钰，原题：《罗易泄密事件始末》

1926年底，罗易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以后，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奉派来中国。次年2月底抵达广州，4月初到达武汉。在国共关系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他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了当时正准备积极反共的汪精卫看，这就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罗易泄密事件”。

赴华使命

罗易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887年2月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早年曾是一名激进民族主义者，投身于使印度摆脱英殖民者桎梏的解放事业，从事反英活动。1916年起使用罗易这个化名。1917年罗易在美国被捕，他利用保释的机会冒险逃往墨西哥。在墨西哥邂逅鲍罗廷，在其影响下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罗易参与组织成立了墨西哥共产党，不久被推举为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代表墨西哥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此后，在革命圣地莫斯科，他因为在殖民地问题上见解独到而闻名于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中声望很高的活动家。列宁称赞他为“殖民地革命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和“东方革命的象征”。

但是，罗易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极端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使得这位中国问题的决策者一下子晕头转向，没了主意。他提出了不少看法与主张，但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毛泽东曾在1936年对斯诺谈到罗易，他说：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蔡和森也说：“事后追论，罗易不失为一介书生：他总是在纸上坚持原则，而在实践上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

罗易抵达武汉时，恰好由于受蒋介石排挤流亡国外的汪精卫经由上海也来到这座城市。就在汪精卫回国后至武汉的第三天，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共产党人的支持，把持武汉政府，与蒋介石抗争，汪精卫不断高喊“反共即反革命”口号。但是，随着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的不断发展，汪精卫再也不能容忍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政治上日趋反动。步蒋介石集团的后尘，国民革命内部一些仇视革命的反动军官也相继开始发动武装叛乱。5月17日和21日，驻守宜昌的夏斗寅和驻长沙的许克祥相继叛变革命。在武汉，一些反动军官也蠢蠢欲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的紧急关头。

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罗易来华的使命，即是要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入的革命。一方面从下层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大众；另一方面在上层改造国民党，使之“工农化”，改造以汪精卫为中枢的武汉政权，使之成为工农民主专政机关，一道革命。然而，在汪精卫等攻击和破坏工农运动的言行越来越多，日趋右转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介书生，罗易能够顺利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吗？

机密文件泄露

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发生后，罗易主张对武装叛变给以有力的打击，但鲍罗廷等怕破坏统一战线，引起国共两党破裂而一味妥协退让。由于无法使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发动群众继续革命的重要性，罗易决定直接请示莫斯科，给斯大林发了电报。5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鲍罗廷、罗易、柳克斯发出了旨在挽救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月紧急指示”，内容是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五月指示的贯彻执行，是以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保持党内合作为前提，并且是在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领导下进行的，而当时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倾向已经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五月指示是不可能实现的。6月1日鲍罗廷收到了“五月紧急指示”后认为，这个指示是“荒唐可笑的”，惟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因此，鲍罗廷致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会导致国共联合战线破裂。6月7日，在有鲍罗廷、罗易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一，“莫斯科可能不知道，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第二，“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第三，“组建国民法庭实际上不可行的。”6月15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陈独秀又致电共产国际：“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就这样，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向莫斯科宣告：你们的指示现在无法执行！

中共中央和鲍罗廷拒绝执行莫斯科的紧急指示，使罗易大失所望。而没有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支持，罗易也是孤掌难鸣。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易想到了汪精卫。罗易认为，汪精卫此时正处在进退两难之中，是“站在正在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船上一个绝望的悲剧人物”，他虽然已与右派进行了接触，但仍不甘心与共产党决裂。为了挽救正在等待之中的汪精卫，罗易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以争取汪精卫的支持。

一开始，罗易并不准备亲自去送，而是要他的翻译王剑龙送去。王剑龙回忆说：我说这个训令极其重要，应当保密，不能送给汪精卫，万一汪精卫把这个训令出示于众，那又怎么办？你另派人送去，我决不去。

迫不得已，罗易亲自出马了。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作《武汉分共之经过》的演讲，叙述了当时的情景：6月1日，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见兄弟去谈话，说“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鲍罗廷给你看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看。”他于是把那个决议案给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的。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些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

待汪精卫看完电报后，罗易说：“我很高兴我已给你看了电报，它可算是最后通牒。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汪精卫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苦笑着说：“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精卫拒绝了罗易，而这个电文却成了他后来反共“清党”的重要依据。

罗易此举不仅没有拉住汪精卫，反而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分共的步伐。

铸成大错

在得知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新态度”时，汪精卫感到“非常吃惊”。他拿到电报副本以后，立刻传示孙科、陈友仁、谭延？等人。连国民党左派，时任武汉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看过文件以后，据说也吓得“面如土色”，说道：“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被革命浪潮吓破了胆的汪精卫，也立即借口中国共产党要实行共产革命，积极策划“分共”。他毫无讳言地说：“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深思熟虑之后，汪精卫决定把共产党这个“舵手”赶走。

就在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的同一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合同。当鲍罗廷得知汪精卫看了五月指示的电文和国民党已决定解除他的顾问职务后，大为恼火。他当即找到罗易，竟然对最高代表罗易“严厉训斥”，并立即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撤回罗易”。

罗易的鲁莽行为令共产国际十分不满。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把罗易同志从他所担任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成员看了指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曾尖锐地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他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蠢的做法。”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决定：“批准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发出以下电报：致鲍罗廷、加仑、罗易：我们建议罗易返回莫斯科。将派另一名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接替他。我们召回罗易是因为他违反了纪律。”

莫斯科的调返令很快到来，罗易沮丧地钻进了北上的汽车，终于尝到了莽撞行为的后果。但罗易不是轻言失败的人，他虽然感到自己的行为不太慎重，但并不觉得有什么过错。事后罗易辩解说，他之所以把共产国际密件给汪精卫看，是为了向汪精卫表明，莫斯科过去保证全力支持你，现在仍然这样保证，以争取汪精卫的信任。罗易说道：“紧急时期需要的指示到来，但电报来得太迟了。那时汪精卫认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已经和右派进行了谈判，叫喊要以共产党员的鲜血去换取蒋介石的谅解。我想在这关键时刻，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去恢复对汪精卫的信任，我把莫斯科来的电报通知给他。”

我们并不怀疑罗易在这个问题上的善意。但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善良的愿望有时会把人引向地狱。汪精卫正准备公开叛变革命，而苦于没有借口。罗易的泄密无形中帮了汪精卫一个大忙。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仑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汪精卫、冯玉祥在郑州开会，达成了反共的默契。

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并“跑去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

7月14日，汪精卫召集孙科、陈公博等举行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扩大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规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血腥的武汉“清共”随之到来。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不久，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罗易的泄密无形中成为“七一五”反革命“分共”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