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看二战时中国抗战对日本国力的消耗

ssgo2008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尤其是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 年间中国军民独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 极大地损耗了日本法西斯的国力。由于侵华战争旷日持久、消耗巨大 ， 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财政收支入不敷出、战略资源极度匮乏、工农业生产皆陷入破产境地。事实上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日本法西斯的国力就已经急剧衰退 ， 濒临崩溃。这实为引致日本法西斯最终败亡之根本所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中 ， 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而学术界通常从４个角度考察和论述 ： １．中国的抗战历时最长 ， 开始最早 ， 结束最晚；２．中国的抗战粉碎了日军的“北进”企图 ，迟滞了日军的“南进”计划；３．中国的抗战牵制大量日军 ， 消灭日军人数最多 ； ４．中国的抗战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等国所实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最为重要的一点 ， 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尤其是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间中国军民独力抗击日本侵略 ， 极大地损耗

了日本法西斯的国力 ， 从而使日本军国主义丧失了赖以长期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早在 １００ 多年前 ， 恩格斯就指出 ： “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 ， 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 生 产 为 基 础 ， 因 而 是 以 ‘经 济 力 量 ’， 以 ‘经 济 状况’， 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恩格斯的论述清楚地表明 ， 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国力对于战争的进程及结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 ， 以全部国力进行较量的战争 ， 必然有一个过程 ， 不可能仅凭一次战斗就决定胜负。１９４５ 年 ， 日本军队仍然处于膨胀状态 ， 但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 ， 就是因为日本法西斯的国力已经耗尽了。因此 ， 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 不可忽略日本法西斯国力耗尽的真实过程。

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日本法西斯国力造成的损耗，首先表现在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财政。１９３１年 ，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 自此 ， 日本经济便开始转入战争轨道。是年 ， 日本军费便达到 ４．６ 亿日元 ， 占国家财政预算的 ３０％ ， 而这其中又以侵华战费为主要项目。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 年 ，日本侵华战费的支出为 ３７７．５８ 亿日元 ， 约占“大东亚 战 争 ” 期 间 （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 的 日 本 陆 军 总 预 算９１４．５ 亿日元的 ４１．３％ 。而这 ５ 年间的军费占国家同期岁出总额的比重 ， 分别高达 ７１．６％、７５．４％、７１．８％、６７．９％、７０．５％ 。迫于军费剧增 的 压 力 ， 日本早在 １９３２ 年便停止了货币金本位制，大量发行主要由银行认购的公债 ， 后来又实行财政赤字的政 策 ， 开 始 了 所谓的“高 桥 财 政 ”，即军需通货膨胀。１９３７－ １９４０ 年间，公债与银行借款的数额，常年占到日本政府岁入的 ６０％左右 。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末 ， 日本发行的公债就已经接近 １０６ 亿日元。从七七事变开始到 １９４１年末 ， 日本又发行公债 ２０７ 亿日元 ， 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行军事公债总额的 ８ 倍之多 ，需要指出的是：由银行认购的公债额已经占到同期公债总发行额的 ７７％ 。而由银行认购战时公债 ， 对于已经陷入财政危机的日本政府和现金存量消耗殆尽的日本银行而言 ， 无异于饮鸩止渴。在这种情况下 ， 由日本银行认购日本政府发行的绝大部分公债 ， 实际上与银行直接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并无不同。就是说：政府发行多少公债 ， 银行就发行相当数量的钞票。于是，通货膨胀次第而生 ， 进而引起物价飞涨，普通民众的生活费用指数从 １９３７ 年的 １０３ 升至 １９４０的 １４４．４而物价飞涨又刺激了国际支出的更大增长，从1936年到1941年日本政府的年度支出曾加了6倍。国家财政完全陷入了恶性循环。

为了筹措与日俱增的侵华战费 ， 日本政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 不择手段地扩大财政收入。除了大量发行公债 ， 从七七事变开始 ， 它还向民众征收多项涉华新税。纳税人数也从 １９３７ 年的 １００ 万增加到１９４１ 年的 ７００ 万 ； 税收收入以 １９３６ 年的税入为基准 １００， 到 １９４１ 年则激增为 ３５０ ，然其所得仍远远不足以应付侵华战争的巨大开支。仅以日本政府１９３７ 年的一般预算而论 ， 其收支不敷额已达 ８．２ 亿以至于 ２５．６ 亿日元的侵华战费不得不作为特别追加预算来筹措。不仅如此 ， 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维持和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 ， 另外还要准备陆上对苏联开战、海上对英美开战 ， 因此战费捉襟见肘。仅以 １９３９年为例 ， 日本全年的总预算额不过 ８９．６ 亿日元 而侵华战争就要用掉 ４６ 亿日元 ， 所剩用于其他军事开支 ， 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加显得困窘 ， 并且迅速走向恶化。１９３６－ １９４１ 年 ， 日本国家财政支出不得不增加了 ２．３ 倍 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初 ， 日本外汇储备告罄。“需要付外汇的契约到期时 ， 日本政府势必拖欠”国内、国际收支的困窘 ， 极大地降低了日本财政负担长期战争的能力。

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日本法西斯国力造成的损耗 ， 同时显现在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原本就相当匮乏的战略资源。日本资源贫乏 ， 许多资源、尤其是战略物资依赖进口。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 ， 冲抵了战时经济体制下所厉行的“原料国策”。据统计 ，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６ 年 ， 日本

进口的工业原料占有形消费 （ 有形消费量指产量加上进口量减去出口量 ） 的比重 ， 石油是 ９４％、铁矿石是 ９３％、煤是 １１％、盐是 ６５％ ， 而硫酸、橡胶、棉花、羊毛则完全仰给于国外 ； 进口的农产品占有形消费的比重 ， 大米、小麦、糖、黄豆分别是 １９％、２３％、７％、６９％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 原本打算利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征服印度与南洋群岛 ， 进而征服小亚细亚和欧洲 ， 但战争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日军以军事进展为基础 ， 制定了《满洲产业五年计划》， 建立了华北开发公 司与华中振兴公司 ， 力图从占领区掠取各种资源。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 ， 日军的实际控制被局限在交通干线上的中心城镇 ， 并不能获得充分的物资供应。到 １９４１ 年 ， 日本在国内、殖民地和占领区生产的石油只能满足其消费的 １８．４％， 铁矿石仅能满足其消费的 ４２．４％， 铅、锌等重要战略金属的产量则不足消费量的 ２０％。这种状况 ，使得日军以战养战的计划陷于破产。为了维持长期的消耗战 ， 弥补从 “大东亚共荣圈”中拼命劫掠的不足 ， 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极力加强

对国内的统制。它们先后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工业组合法》、《汇兑管理法》、《米谷统制法》、《石油工业法》、《制铁业法》和《汽车制造业法》等 ， 大力施行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 ， 为了适应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 日本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 规定国家实行从武器、弹药、飞机、船舶到通讯器材、工业设备、建筑材料、燃料、电力以至食品、饲料和药品在内

的物资管制 ， 并且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物资和监督企业的投资方向。尽管如此 ， 日本资源紧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１９４０ 年 ， 日本的主要工业原料的自给率 ， 铁矿砂仅为 １７％、石油是 ７％ ， 铁矾土及橡胶是零。至于镍、钴等稀有金属 ， 则完全依赖进口 ，盐、硫酸、铅等大部分依赖进口。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所带来的资源极度短缺 ， 成为日本进行长期战争的致命弱点。

战时的日本施行国家军事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直接结果 ， 就是重工业的畸形发展。与军工生产紧密相连的日本重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37年的54.8%迅速升值1941年的65.9%。年的武器生产总值 ， 按不变价格计算 ， 是 １９３７ 年的４ 倍多 。然而 ， 从日本的经济实力来看 ， 在 １９３７年， 其工业生产总值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 ５％［１３］。于是 ， 日本不得不牺牲轻工业来大力发展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在资源有限的条件约束下 ， 这种人为扭曲产业结构的行为 ， 势必造成产业结构失调和国民经济畸形发展 ， 后果是毁灭性的 ： 一方面 ， 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严重萎缩 ， 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 ； 另一方面 ， 军工产业的急剧扩张 ， 也严重地压缩了与正常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 ， 反过来 ， 使得军工生产难以为继。战争期间 ， 日本主要战略物资的生产指数 ， 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以１９３８年为基准 １００， 普通钢材由 １９４０ 年的 ９３ 降至１９４１年的 ８７， 而在同期 ， 煤炭由 １２６ 降至 １２４， 铜由１０５ 降至 ８９， 柴油由 ５０ 降至 ３６， 碱由 ７３ 降至 ６５。军工生产投资过大 ， 最终削弱了战时日本的国力。有学者指出 ， 从 １９３９ 年起 ， 日本的国力以每年大约１０％的速度逐年下降。到 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 由于侵华战争 ， 日本法西斯国力已经进入严重的衰退。

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日本法西斯国力造成的损耗 ， 间接体现在有效地破坏战时日本的工农业生产 ， 进而导致日本国内民众士气低落、社会反抗事件加剧、政局动荡不安和内阁更替频繁。因为缺乏原料与资金， 日本军需工业之外的工业生产陷于停顿。以日本主要出口部门—纺织工业的

生产为例，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 年， 棉纱产量从 ３ ９６６ ０００ 捆减为 １ ９１５ ０００ 捆 ， 毛线产量从 ５５ ０００ 吨减为 ２８ ０００吨， 人造丝产量在这一时期也下降了 ６５％。为了支撑侵华战争， 从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 日本颁行《国民征用令》， 征集劳动力到有关军工生产部门参与劳动。１９３８ 年 ， 有民用工厂的 ８０ 万名工人和商店的 ３０ 万名业主与 １３０ 万名店员被征用 ；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 年 ， 农村劳动力转入军工生产者约 １１２ 万人， 加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数字， 共达 ２５０ 万～３００ 万人。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被征调， 日本的粮食产量逐年急剧下降。到１９４５ 年 ， 日本的粮食产量下降至仅为 １９３５ 年的 １／２强。战争的持久和经济的困窘， 引起日本各地工人的普遍不满和消极抵抗 ，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高额缺勤率。这给日本的战争经济以沉重打击。由于农

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下降 ， 日本“对主食实行了全面统制 ， 对消费者实行凭证定量配给制度 ，几乎所有的物资不是凭票就是凭证 ， 而另一方面 ， 黑市交易到处泛滥”。在“奢侈是大敌”的口号下 ，１９３９年 ， 日本国内禁止销售棉制品 ， 翌年又扩展到毛制品和混纺制品 ； １９４０ 年 ， 日本实行凭票供应砂糖、火柴、木炭等日用品和政府统购大米的制度 ； １９４１年， 日本又实行大米配给制和凭票供应衣料。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以 １９３７ 年为基数 １００， １９３８年减为 ９８， １９４０ 年激减为 ８６， １９４１ 年则为 ８４， 并且被迫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 由于生活困苦 ， 从１９３６ 年开始， 日本的工人运动日渐高涨， 于 １９３７ 年上半年扩大到重工业、军事工业、交通运输等许多要害部门农村的租佃纠纷也显著增多 ， 据日本官方统计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 年， 每年发生 ３ １００～６ １００ 次之多。国内的贫困影响到前线和后方的士气 ， 动摇了日本军国主义继续侵略战争的政治基础。于是 ， 日本政府强制民众参与各种由政府组织的集体活动 ，力图通过参拜神社、遥拜皇宫和为日军占领中国主要城市举行祝捷大会来鼓动国民的士气 ， “不过 ， 这

些活动并不是国民主动参加的”。实际上 ， 日本国力在 １９３８ 年达到顶点后即开始下降。从 １９３９ 年到１９４０ 年春 ， 劳动力不足 ， 油、煤、电等能源匮乏 ， 粮食严重短缺。“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 开始进入“最暗淡的时期”。时任日军参谋副总长的泽田茂就此表示 ： “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 ， 时间一长失去了保障侵略战争的能力。战时内阁的数度更迭 ，更是直接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政治虚弱。从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年 ， 日本更换了 １５ 届内阁。而在 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 日本内阁即由若槻礼次郎至东条英机连续更换了 １３ 届 ， 平均每届执政不足 ８ 个月。尽管日本政府频繁更换内阁以寻求出路 ， 但未有一届内阁有能力应付时局的恶化。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出 ，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 年间 ， 日本军国主义政权虽然采取种种措施 ， 力图维持战争，但由于侵华战争的旷日消耗 ， 日本的国家财政和战略资源枯竭 ， 工农业生产皆陷于崩溃的境地。国内民众和前线官兵的士气因此低落 ， 破坏了日本法西斯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对此 ， 有学者深刻地指出 ， “战争经济的困窘 ， 在战线崩溃以前 ， 已经夺去了日本完成战争的能力”。中国军民在此期间独力抗击日本的全面侵略 ， 在人财物等方面均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 ， 也正是中国人民在这 ５ 年间的艰苦抗战 ， 使得日本遭致惨重的损失。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 日本法西斯国力由于侵华战争的消耗 ，实际上已告衰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 美、英在太平洋战场和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的对日作战 ， 实质上不过是对处于崩溃中的日本法西斯再加一些推力而已。历史的发展表明 ，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间 ， 中国的持久抗战给日本国力造成的巨大损耗 ， 实为引致日本法西斯最终败亡之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