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天安门》的红色烙印

万得福

共产党能为祸人间至今的一个原因是善于撒谎：针对不同的人，撒不同的谎；在不同的阶段，撒不同的谎。撒谎者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让人应接不暇，难以辨别。
   
   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死时，共产党已通过各种名目的整人运动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但因为会撒谎，几乎无人质疑共产党的合法性。
   八十年代，“文革”中生长的一代中国人进入大学。他们大多没有恐怖记忆，勇于追求自由。一九八九年，中共的蛮横无理再一次促使莘莘学子奋起捍卫人的尊严，他们的无畏和奉献让天安门广场一度成为世界的焦点，促使海内外华人获知撒谎和施暴是共产党的生存之道，得以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六四”屠杀虽然又害死了几千中国人，但这一次因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的合法性终于荡然无存。
   
   以柴玲、高行健和戈扬为代表的三代中国人从此与共产党决裂。在华人中第一次涌现唾弃共产党的浪潮。
   
   天安门一代唤醒了无数中国人，其中包括我。与柴玲同龄的我，“六四”前已留学德国，因此，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我有机会自由地探寻被共产党扭曲和掩盖的各种真相。 研读史料，辨别真伪，揭露谎言，呵护善良成为我今生的事业。
   
   以天安门一代为主导的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受到共产党的监控和渗透。同时，共产党也一直在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过共党喉舌缺乏信誉，难以欺骗世人。可是由卡玛夫妇制作的影片《天安门》却迷惑和误导了海内外无数观众包括反抗“六四”屠杀而入狱七年的武文建。
   
   武文建居然因影片《天安门》而赞赏卡玛，诋毁柴玲。因此，有必要把卡玛象她父亲韩丁、母亲史克、姑妈寒春、姑父阳早、表弟阳和平和曾祖姑母伏尼契一样属于红色洋人的事实公诸于众。他们一家都符合洋五毛的标准，虽然他们因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表现不同。
   
   在“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之际，又有网民撰文，为柴玲洗涮污名。其中一篇标题为《从鲁迅谈学生领袖想到柴玲》指出，“卡玛的东西是有失公允的，不管是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其认识导向很明显，客观上造成的效果也很显著。就像有的网友指出的，此人１９９５年制作发行了《天安门》（１０月首映）。其后，还能自由出入中国，并能采访到国家领导人王光美，并在２００３年秋发行《八九点钟的太阳》，这种两边通吃，占尽了两个制度好处的人，是不平凡的，应该警惕。请问有几个搞６４研究的，搞文革研究的，可以享受到她这样的待遇？”
   
   
   《天安门》与柴玲
   
   
   共产党从一九四九年起，霸占了大陆的全部资源，老百姓完全被它蒙在鼓里，受它欺骗，被它糊弄，任它宰割。
   
   天安门一代从小就生长在中共打造的，鲁迅臆造的“铁屋子”里，接受共产党的赤化或曰毒化，能在大学时代群起抗争，要求自由，堪称壮举，值得讴歌。 他们为民请愿，为国分忧，要求与独裁者对话，勇于挑战强权，实在可歌可泣。他们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气和奉献震撼人心。
   
   在他们的感召下，在共党独裁中国的四十年里，第一次发生了百万人的和平游行，抗议共产党强加给天安门一代的罪名。
   
   二零零七年，当年和柴玲一起绝食的二百多学生之一在网上发表《关于柴玲的两句话》，为柴玲说公道话。文中说，“当时我们从北师大出发到天安门的时候，真是凄惨呀，一个人头上扎了一个绝食的白布条，一共就两百人，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啊。…… 谁料到绝食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支持，到第二天白天，人就多了起来，后来天安门居然去了上百万人。”
   
   共产党无视民意，发布“戒严令”，用谎言和武力强暴民意，促使世人认识到共产党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霸占了中国的匪帮。
   
   柴玲无疑是天安门一代中的佼佼者。她参与起草的《绝食宣言》、她在五月二十八日留下的“最后的话”（五·二八讲话 ）和她在逃亡途中于六月八日在武汉大学录制的讲话都真实地记录了以她为代表的天安门一代的人性光辉。他们英勇无畏，追求自由，坚持非暴力。这三份历史文献至今令人感动，催人泪下。在五月二十八日柴玲就“用生命来请求和委托 Philip Cunningham 向全球的华人转达我真实的思想和感受”，其中包括，“我想最终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她用语言表达了也属天安门一代的湖南三勇士用蛋击毛像显示的先见之明。
   
   即使“六四”屠杀后，柴玲在录音讲话里还在强调“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爱与恨的战争”。 同时她还在录音讲话中问，“如果说那些拿着冲锋枪杀无辜市民的士兵是野兽、畜牲的话，那么这些坐在电视荧幕前、攝相机前撒谎的人，他们是什么人？ ”
   
   二十三岁的柴玲已经本能地意识到中共就是靠施暴的枪杆子和撒谎的笔杆子来维持政权。而这些笔杆子中就有卡玛一家六口。
   
   卡玛拍《天安门》时找过柴玲，但柴玲拒绝接受她的采访，显然那时她也本能地意识到卡玛是罕见的洋红卫兵。柴玲们齐集天安门是在向共产党抗议，而卡玛们齐集天安门是在向毛泽东致敬。红卫兵一代与天安门一代水火不容。
   
   卡玛曾发表《为什么〈天安门〉没有采访到柴玲？——〈天安门〉中文稿本补记》，其中透露“当我告诉她已接受采访的人中包括戴晴和刘晓波这些观点与她不尽相同的人时，她的言语中更是透出鄙夷和不耐烦”。
   
   卡玛不知每个了解八九民运、戴晴和刘晓波的读者都会理解柴玲的反应。八九学运时，戴晴与中共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有联系，并以阎明复的名义邀请李洪林等名人去劝导学生。可是她却不顾这些名人要求政府退让的三点呼吁，“把学生当小孩一样的哄”（李洪林语），结果遭到学生反对，与学者反目。戴晴与卡玛都属中共专制下的特权阶层 — 红卫兵一代，与天安门一代立场不同，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这场冷战持续至今。
   
   刘晓波先象侯德健一样借绝食在天安门广场上抢风头，“六四”屠杀后却又都出面为中共圆无人死亡的弥天大谎。一九九二年，刘晓波还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来自暴其丑，抹黑他人。为此刘晓波一直遭到正直之士的批驳。刘晓东（笔名三妹）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网站《自由圣火》上发表《点评和节选：〈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一章》，专门提醒世人不要上刘晓波的当。刘晓东也属特权阶层、红卫兵一代，但她对共产专制有深刻地反省。在这篇文章中，她明确质疑刘晓波二零零九年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象《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样，是刘晓波的“故伎：拿民主当招牌，把说谎当成一项高尚的事业”。刘晓东认为“我们需要重读刘晓波的《独白》，读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郑义、王若望、刘宾雁如此愤怒。”郑义当年对刘晓波的评价现在还不过时：“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掂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这和刘晓波推崇中共的偶像鲁迅，说鲁迅是中华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不无关系。
   
   
   抹黑柴玲扭曲事实
   
   
   卡玛在上述文章中声称“我们影片的宗旨是严谨地处理史料”。可是，卡玛主导的两部影片《天安门》（一九九五年）和《八九点钟的太阳》（二零零三年）都违背史实，歪曲真相。
   
   《天安门》公映后，对卡玛的批评一直不断。二零零九年，网民慢牛发表《〈天安门〉影片评述：卡玛对柴玲的形象塑造，反思学生领袖》。作者认为，“大家看了这部片子，最深的感觉应该是柴玲吧。这个说话前后矛盾，先激进后逃跑，到处给学生组织搞破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形象应该是这部片子后半段的主要内容”。作者证实，“《天安门》里的柴玲是个制作组本身按制作组想定的模板，通过各种镜头剪辑、拼接塑造出来的人物，确实有失公允”。对此作者举了一系列例子，其中包括“卡玛如何‘塑造’柴玲”。卡玛为了误导观众得出柴玲让学生去死的印象，居然采用将柴玲引用李录的话，掐头去尾，变成柴玲自己说的话等卑鄙手段。因此作者认为“卡玛这种剪切方法，失去了制作纪录片的基本道德”。
   
   作者也象别的卡玛批评者一样断定，“通过卡玛的剪辑和引导，加上时代的变迁，她（柴玲）就成了一个反复无常，卑劣无耻，让大家往前冲，自己先跑的人了。在该片发表以后，96年，大量的名人，加入到对柴玲的批评里来，引用的基本都是《天安门》里的话，比如方舟子”。简言之，卡玛成功达到抹黑以柴玲为代表的天安门一代的目的。这当然不是“两个女人的战争”，而是正邪在以两个女人的面目较量。
   
   《天安门》上映后，天安门一代的清流封从德曾向卡玛指出《天安门》一片的错误，但卡玛置之不理。不得已，封从德只好在一九九八年发表专著《天安门之争》，澄清事实。每个关心八九民运，观看过柴玲讲话录像的知识人，不难看出，卡玛为了抹黑柴玲，扭曲真相，象中共一样不择手段。 在《天安门之争》一书中可以获知卡玛的具体做法。
   
   二零零七年，柴玲把卡玛告上法庭，封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亚微采访时说：“卡玛这部电影从效果和剪辑的手法看，对柴玲是有恶意的和妖魔化的，比如它把柴玲引述别人的讲话全部剪掉，然后变成柴玲自己的讲话。‘天安门’这部电影就是这么处理的。整个电影对‘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歪曲，对‘八九’年历史的了解也是误导的。”
   
   卡玛却用公开信向读者呼吁，指责柴玲的起诉是“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对此旅美华人杨林在评论《从长弓的呼吁书看长弓》中说，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美国的大媒体被人控告，被迫道歉，乃至主编被迫辞职的事时有发生，没听说过‘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有些人由于说了几句政治不正确的话而被迫道歉甚至辞职，也没有听说‘言论自由受到威胁’。能威胁到言论自由的只能是独裁的政权，把一个民间的案子上升到‘对言论自由的威胁’，说明卡玛对言论自由的肤浅理解，对法制的缺乏信任，和对‘党文化’的娴熟运用。”
   
   二零零九年，“六四”亲历者张健也发表文章《不信青史烬成灰》，支持柴玲，谴责卡玛。他说，“不可原谅就是卡玛这一类人，侯德健这一类人，揣著明白装糊涂。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第二次杀人。”
   
   
   美化凶手掩盖罪恶
   
   如果说卡玛在《天安门》中恶意剪接柴玲访谈以达到通过丑化柴玲，扭曲真相，诋毁八九民运的目的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八年后，她在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里通过美化红卫兵比如“恶之花”宋彬彬，掩盖“文革”罪恶的目的则昭然若揭。
   卡玛在高伐林（心远）对她的专访《始终凝望中国八九点中的太阳》中表示，“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我问过‘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王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最深入，她说宋彬彬没有参与”。然而王友琴在接受同一个记者的采访《大规模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学者王友琴答问录》时却说：“我看到网上您和卡玛的对话，她提到我说了‘没有参与’，很觉得奇怪。……应该说明，卡玛在制作她的电影时，并没有向我问过任何问题。在她的电影上演并且受到观众的质疑后，她才在回答你的提问时引用我来作辩护。”卡玛为什么要撒谎？
   王友琴是《文革受难者》的作者。她以一己之力在芝加哥大学网站建了一个“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王友琴收集了近万名被“文革”害死的大陆人的数据，让后来人通过具体事实了解罪恶的“文革”。与卡玛的网站“八九点钟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比。卡玛网站的首页是文革中《人民画报》的一期封面。这幅宣传画上，有一家八口个个手拿小红书，列队站在巨幅毛泽东像下，由最小的孩子指挥着唱红歌。网页背景是道出“八九点钟的太阳”出处的毛语录。连地址栏上都有毛泽东头像，可见卡玛对毛的感情非同一般。
   点击该网站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栏可获知卡玛的解读：“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出自一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两小时篇幅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历史”。简言之，王友琴用事实还原历史，卡玛借艺术掩饰罪恶；她们一个悼念死难者，一个缅怀凶手。
   对此在“文革”中用退团信抗议毛泽东，并因此遭受十三年残酷迫害的王容芬特发表长文《红卫兵——毛分子——反人类 —— 分析一个为文革张目的野蛮网站》加以谴责，她写到，“至于毛泽东的红卫兵，其杀人之多，手段之恶，为害之劣，都远甚于希特勒的青年党卫军，实属反人类暴力组织。用这个标准解析‘八九点钟的太阳’网站，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挂蛇头卖毒药，就像它的网址一样，挂着毛泽东和红卫兵的蛇头，贩卖文革暴力的毒药，以耻为荣，以恶为德”。
   “同是反人类罪，文革之暴虐远胜于纳粹。同为暴君，希特勒对毛泽东望尘莫及。同为打手，红卫兵对人权的践踏比青年党卫军残酷十倍、百倍而过之。可惜由于韩丁、卡玛这样的西方毛分子的宣传粉饰，中国现代史上的令人发指的反人类暴行仍未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首恶及帮凶依然逍遥法外。这也是‘Heil Hitler’触犯刑律，‘毛主席万岁’却能在卡玛们的网站从头喊到底的原因。”
   如果没有历史义工王友琴和反共先驱王容芬，我可能也会受卡玛误导，因为我是“文革”同龄人，对“文革”几无亲身感受，难以看出卡玛也象中共一样在粉饰历史，掩盖真相。
   王友琴收集了足够的史料证实卡玛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宋彬彬是“恶之花”，她亲自参与了红卫兵的反人类罪行。时任北大女师附中语文老师的林莽亲眼见证了卞仲耘被宋彬彬们殴打致死。当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被打死后，到北师大附中讨说法时，见他的红卫兵头目中就有宋彬彬。王先生保存了他当年请这些负责人留下的签名。而殴打不是自发的，是革委会组织的。林先生两次被提审时，宋彬彬都在场。
   王容芬在影评《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中表示，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于中共中央台广播后第二天，北师大附中就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领头署名的就是宋彬彬。而“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给宋彬彬、李南央等提供了面对历史的机会，但他们却只为自己辩解，避而不谈他们各自所在的五所中学里都有老师被学生活活折磨致死。宋彬彬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带头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 在宋彬彬于八月十八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敬献红袖章并因此被改名为“宋要武”后，北京女三中的校长沙坪，从十九号起被殴打，旁边还跪着一大片老师，打到二十号中午全校斗争会上，就被活活打死了。李南央的学校打死了语文老师孙迪。卡玛的学校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坤。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主要都是中学生红卫兵打死的。但是亲历者卡玛不仅在“文革”纪录片里回避了如此史无前例的罪恶，反而让拒绝忏悔，不敢见人的宋彬彬们（在影片中宋是黑面）为自己开脱。给毛泽东带上红袖章的中学生宋彬彬成了“文革”纪录片中的演讲者，而王容芬却没被采访。或许卡玛不知道王容芬的英雄事迹，但她却认识当年也象宋彬彬一样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啊？
   
   属于“文革”一代的网友螺杆气愤地表示，“卡玛的无耻，在于她对文革没有正确认识，在于她的影片没有揭露文革的惨烈野蛮，如果她没有参加文革，不是文革当事人，而且是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都情有可原。恰恰相反，她觉得自己‘青春无悔’，文革只不过是一种全民疯狂的闹剧，她觉得很好玩，很浪漫，很值得幸福回忆”。 螺杆还发表《卡玛的〈天安门〉的解说词是甜砒霜》和《柴玲为什么不与卡玛合作》两文，揭批卡玛。他说，“因为从《天安门》解说词来看，她确实是在同情和理解中共当局，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品出个中滋味。对六四事件时的当局和学生，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其实用心很险恶，绝对不是出于无意”。对害人的中共当局和受害者各打五十大板是洋五毛的惯用手法。
   
   简言之，卡玛不具有记录片制作人应有的道德观、公正性和历史观。她在主动配合中共掩饰罪行。
   
   曾被卡玛迷惑，在《天安门》里露面的封从德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出版《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在后记里，他陈述过去二十年里与中共势力进行的“记忆的战争”。“追寻真知坚守真实”的封从德也是通过王容芬的长文获知卡玛的来历，明白卡玛的用意。
   遗憾的是，卡玛不仅能骗大陆人，还可以骗台湾人，卡玛因上述两部影片在台湾轰动一时。《中国时报》发表对她的采访，不过她的表弟阳和平就此采访写作的《也谈人性、恶和文革》却未得到采纳，毕竟自由社会的正常人无不“指责文革和毛泽东”，不会接受阳和平的观点，“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
   
   除此之外，阳和平透露， “卡玛比我大三岁。我小时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岁的我还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阳泉煤矿串联。她那时是我的启蒙人。我们那帮学生们在矿里‘煽风点火’，帮着矿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矿领导，和保皇派工人辩论。我们也干了一些过激的事，如一起闯入一位矿领导的家，搜寻他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发表的《从中国到美国：卡玛专访》中却说，“卡玛即不可以跟他们去串连，更不能跟他们上山下乡。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个别几个城市对外国人开放，乡下可不是外国人能去的地方”。就是说，阳和平和卡玛中有一个人在撒谎。
   
   
   表弟阳和平（一九五二）的表现
   
   封从德在《记忆的战争》中透露，卡玛是“文革中当红的造反派头目，而且一家子都是中共的红人。卡玛曾受到周恩来、张春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接见，在《人民日报》上至少8次刊登了接见她及一家人的报导与照片。从最近由卡玛表弟阳和平（宋庆龄为他起的中国名字）在网上披露的记录看，1971年11月14日夜间，周恩来与这家子通宵达旦谈了6个小时，周与卡玛热络得很，说‘卡玛你比我强。我犯过路线错误，你没犯过路线错误’。卡玛问起林彪事件，周恩来竟说‘卡玛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周恩来还说‘卡玛你在中国住整整21年，经过了中国的革命，到山西去证明了这个真理。’”周恩来证明卡玛到过山西，与上面阳和平讲述的红色劣迹吻合，因而可以推断卡玛在采访中又一次撒谎。周恩来不是什么“人民的好总理”，而是中共特务机构的创建者和当权者。
   在“文革”中，卡玛一家象波尔布特、乔森潘等毛分子一样成为祸国殃民的中共掩盖真相，制造舆论的洋木偶、座上宾。
   
   当卡玛在美国用纳税人包括柴玲的钱拍摄宣传片误导世人时，阳和平则从美国回到大陆，象卡玛一样粉饰“文革”，讴歌毛泽东。
   阳和平的文章和演讲令人发笑，不值一驳。遗憾的是洋毛分子能在大陆欺骗得不到自由信息的民众，而中国精英却不能在大陆自由演讲。
   
   在此只谈毛分子聚集的大陆网站“乌有之乡”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发表的《首都大学生三农文化节开幕讲座阳和平老师演讲稿》。
   在这篇讲演中，阳和平还在散布，“老百姓支持共产党，使得国民党怎么也打不败共产党”，“长征”之类的红色谎言，并宣称，“要说胸怀，没有人比得上毛主席了”！而“文革”在他的口中是这样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革命，到夏天的时候，我还在西安，秋天我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学校都空了，都是外地学生，我表姐已经跟着清华的同学游行出去了，11月份回来一趟跟我讲他们做些什么事，我当时羡慕死了，非拉着她带我去，他们也就同意了，我爸爸特别支持。我爸爸就给我些钱和粮票，给我了十块吧，那个时候很值钱。那时我才十四岁。出去还是有危险的，所以就跟着表姐步行串联。要从北京一直走到延安，再走井冈山然后再走回来，宏伟的计划。可是学生的特点，是想做什么急作什么，没走多远。有的人想留下来，有的人不想继续走，然后就分开了，再走一段路又分开了，然后说老是走没意思，就到煤矿待了几个礼拜。一月份的时候学生嚷着要坐火车回去，这样我的一年的计划就要破灭，这个不好办。我还想走走，于是动员我表姐走，起码走回北京，然后她同意了，我们一共四个人，坐火车到了保定，然后走回北京，起码走了一个礼拜。那个经验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期间那个精神面貌没有见到过”。如果阳和平十四岁时这样讲演，没什么错，但他讲演时已五十六岁。据称他“七四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当工人。八十年代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直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几家大学任教数年，于二零零七年‘海归’到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至今”。
   不过阳和平没卡玛虚伪，他对自己象他父母阳早和寒春一样是洋毛分子直言不讳，他说，“我父母是在毛泽东时代，看着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在参与中国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里面。他们觉得他们这一辈子特别值。我的父亲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了中国的革命，后来又参与了中国的文化革命，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他全部参与了，所以他觉得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他一点儿都不后悔。他能参与到这么一场改革内，一场实践里边，是非常荣幸的。我母亲同样觉得离开了美国，通过个人奋斗，参与到当时延安的那种精神，从全体利益出发，从解放全人类的出发点来办事，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为个人的‘小山头’而勾心斗角，为个人的小利去操心，他们觉得在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他们的一生对于我也有所影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我在中国的生活，吃中国的饭，喝中国的水，中国有个说法‘（水土能改变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段话足以证明阳和平完全接受了中共的党文化。在美国生活的三十三年里，他不仅没有走出中共的思想牢笼，而且似乎变成了毛泽东时代的活化石。他还接着表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经历，会走不同的道路的，而道路是自己选择的，环境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会选择不同的道路，我们自己选什么样的道路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不能全部归咎于环境，但是环境对我们也会有大的影响，没有中国的环境，没有中国的革命，就没有我父母他们的思想境界和思维方式。当然人总是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没有中国这近三十年的资本主义过程，也看不到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同志离我们越远就越显得伟大。”
   是啊，阳和平可以自己选择道路，他可以选择在美国享有人权，也可以选择在大陆享受特权。他选择离开美国，是因为他象其父母一被赤化，甘愿投入“党妈妈”的怀抱，在“党天下”享受特权，讴歌暴君毛泽东。
   
   父亲韩丁（一九一二－二零零四 ）和曾祖姑母伏尼契（一八六四－一九六零）
   
   毛泽东借斯诺编造的谎言《红星照耀中国》欺骗了几代人。龚普生、龚澎姐妹是直接被斯诺欺骗的民国女大学生，中文名为韩丁和寒春的辛顿兄妹则算间接被斯诺欺骗的美国大学生。
   寒春得到《红星照耀中国》此书的两个来源是她的大姐，一个热衷于工会运动的美共党员和她的二哥韩丁。他们的母亲是杜威的信徒，也即胡适的同类，在“文革”时到过大陆，也上过中共媒体，当过中共道具。
   
   一九四三年，韩丁就阅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对此阳和平透露称，“我舅舅是个冒险家，他在19岁身上带了十几块钱就游世界去了……所以他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从一个非暴力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党员。那时美国共产党影响还挺大的，45年的时候，我舅舅就到了中国”。 当时韩丁是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中共假惺惺地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期间，韩丁结识了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这位美共党徒因对“苏联专家”不满而返回美国。韩丁的红色活动遭到美国当局清算，护照被吊销。虽然如此，这不影响韩丁在美国为中共宣传。而且他还能在一九五五年从美国通过留在北京的史克替《牛虻》的作者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向中共索要稿费，因为韩丁说伏尼契是他的祖姑母。
   
   伏尼契出生在爱尔兰。她还在襁褓中时，父亲就去世。母亲带着她和四个姐姐迁居伦敦。伏尼契一八八二年到柏林学音乐，在三年留学期间阅读了斯捷普尼亚克的《俄罗斯的地下革命》等红色读物并深受影响。回到伦敦后，她找到因刺杀彼得堡警察局局长而逃到伦敦的斯捷普尼亚克，开始支持他们在俄国搞暴力革命并帮助传播红色宣传品包括马恩著作。伏尼契还与恩格斯有交往，就是说，她年轻时投身第二国际的革命活动。
   
   最迟一八九五年，她就与越狱潜逃到伦敦的革命党人米哈依·伏尼契同居，七年后，为让情夫获得英国国籍而结婚。一八九七年，伏尼契的《牛虻》问世。当时的书评认为《牛虻》对于年轻人相当有害，因为“书中充满了不恭和对神明的亵渎”。选以吸牛血为生的寄生虫为书名，并让男主人公自比牛虻确实违背常理。曾与西德尼·莱利（Sidney Reilly ）一起试图行刺列宁的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透露，伏尼契曾堕入莱利的情网，两人曾一起到意大利旅行过。莱利是《牛虻》的原型，牛虻去过南美等与莱利早年的经历相似。可是，莱利（一八七四－一九二五）不是革命者，他认为苏联政府是邪恶，因此致力于颠覆苏联的红色暴政并在五十一岁那年被苏共杀害。莱利死后，还通过洛克哈特之口影响了伊安·弗兰明（Ian Fleming）创作英国特工詹姆斯·邦德也即零零七。
   
   米哈依·伏尼契从一八九八年开始倒卖旧书并开了连锁店，德语维基称，这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是宣传革命的需要和解决资金的办法。米哈依·伏尼契一九一四年就带着女秘书去了纽约，伏尼契六年后才去。那年大不列颠共产党在英国成立。一九三零年米哈依·伏尼契去世后，伏尼契与女秘书一起在纽约生活直到去世。就是说，伏尼契虽一度崇拜革命者，支持暴力革命，但她自己却选择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纽约。不知她与至今还在纽约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国共产党总部是否有过联系。
   
   俄国共产党人篡夺政权后，无人问津的《牛虻》被共产阵营炒作成“世界名著”，因为《牛虻》渲染了“旧社会”的黑暗，打击了人们对神的信仰和损害了教会的信誉，为暴力革命编造了正义性，符合共产党的需要，是“革命文学”的标本。苏共还于一九五五年把《牛虻》拍成电影 。中共于一九五三年出版中译本，在两年之内印行了七次，初版印数就达二十万零四百册。收到史克的信后，中共青年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由当时的总编辑李庚出面给伏尼契写了恭维信，并告知“已将您的稿酬五千美元通过有关方面寄给您，并另外通过我国国际书店寄赠给您四本《牛虻》的中译本，希望您收到以后给我们一封回信，并希望您能为该书的中译本写一篇序言”。在这封信中李庚透露，一九 四九年前，“翻译小说一般印数不超过本书现有印数的百分之零点五”。中共就这样挟一国之力把在美国默默无闻的伏尼契在红色中国炒作成“著名作家”。不过伏尼契却回信，“拒绝为《牛虻》中文版特别写一篇序言”。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那年，韩丁则在美国发表歌颂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宣传品《翻身》。美国的毛派评论员声称：“这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卷……它向我们展现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建立过程中一个村庄生动、撼人的故事。辛顿先生为我们了解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夜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做出了有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的贡献”。《翻身》在西方毛派的推动下，象《红星照耀中国》一样成了迷惑世人的红色读物，还被改编成了话剧，先在伦敦后在世界各地上演。据说《翻身》居然成了“美国大学中国历史、政治、人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修书。 ”
   
   《翻身》虽然是洋毛分子的作品，但因为书中也披露了至少有十几个地主被活活打死等共产罪恶，所以，来自共产党营垒的批评说他，“丧失了革命立场。”因此，《翻身》中文版直到一九八零年才在大陆出版。一九七一年，韩丁被周恩来请到中国。在七个月的访问中，周恩来先后五次同韩丁会面，称这位美国毛分子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韩丁是促使美国承认共产暴政，与中共建交的美共党徒之一。一九七四年，他参与创建了拥共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担任第一任主席。这个红色协会还出版刊物《新中国》为中共宣传。
   
   继《翻身》之后，韩丁先后写了六部作品，包括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为内容的《铁牛》和《翻身》的续集、反映五十到八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深翻》等。 即使韩丁对中共政策有所批评，中共媒体也从不报道，相反还“把那些大话由他的嘴再说一遍”（卡玛语）。就是说，中共只是利用了韩丁的美国人身份，并不听取这个共产党员的意见。韩丁表示，“我写这些书的目的是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这表明，韩丁执迷于共产邪恶主义，一生致力于为中共宣传，为中共涂脂抹粉。
   
   韩丁从七十年代起多次前往中国，支持中共。七十五岁时，韩丁还与一美籍华裔结婚。当他的第三任妻子由联合国儿童组织派驻大陆时，韩丁也一同前往。
   
   一位美国检察官哈里斯（Benjamin Harris）在文章《韩丁，毛泽东的鞍前马后的西方傻瓜》中说，“1972年，韩丁在中国写作了《大转折》一书，为文革叫好，只遗憾这场革命没有达到所有的既定目标，还喜不自胜地预言中国将来需要很多次这样的文化革命。”哈里斯还认定：“卡玛继承了韩家拿虚拟作品当纪实作品写的家风”。卡玛作为韩丁与第一任妻子史克的女儿，显然深受其父母影响，步其后尘，不过她与时俱进，手段更高明，因为电影更能迷惑世人。卡玛堪称继承了其家族始于伏尼契的共产骗术和红色烙印。
   
   卡玛还沿用了韩丁小说《翻身》中描述的村庄的名字长弓（Longbow），将她的电影的制片公司叫长弓。用哈里斯的话说就是，韩丁“生前欢天喜地地为那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变态的王朝大唱赞歌，现在他的女儿粉墨登场，捧着顶帽子向纳税人讨钱，制作一部电影为文革唱赞歌”。
   
   
   中共专制的乱象：一对副部级待遇的洋奶农
   
   
   卡玛的姑母寒春（一九二一－ 二零一零）曾是美国陆军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工作人员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过费米的助手。美国在爱因斯坦的建议下研制原子弹，以防德国法西斯领先。在美国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日本拒不理睬后，美国用研制成功的两个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
   
   一九四六年，丘吉尔发表演说，声称要联合遏止共产主义，促使又一批外国共产党员到中国支持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寒春自称从二十六岁起就崇拜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三月，她从美国到中国，投奔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一九四九年，寒春和韩丁的同学欧文·恩格斯特（一九一九－ 二零零三）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结婚。
   
   恩格斯特家也有几位女性成员是美共党徒，在其影响下，他也读了斯诺的红色宣传品。中共媒体说，恩格斯特为了要亲眼见识创造了“小米加步枪”和“长征”神话的毛泽东，一九四六年，二十七岁时，以联合国总署养牛专家的身份前往上海。根据相关资料来判断，他也该是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的美共人才。恩格斯特于同年八月就投奔苏区延安，从此取了个中国名阳早。这位据称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牧系的美共党徒成了苏区仅有的三十多头奶牛的洋奶农。在国军进攻延安时，阳早因成功地完成撤退任务而被誉为“经受了革命考验的人”。 据称，“此时的阳早不断写信给远在美国的未婚妻琼·辛顿，向她描述延安生活。”
   一九五二年，寒春在中共的安排下，出席所谓的“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她在会上谴责美国是唯一犯下原子弹罪行的国家。寒春无视美国用原子弹结束了造成七千二百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而中共为了制造原子弹，饿死的人岂止是二十一万（被原子弹直接夺去生命的人数）？一九五三年七月，美国的《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文章怀疑琼·辛顿到了中国之后，向中国透露了美国的核秘密，并且有可能正在协助共产党政府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 原名琼·辛顿的寒春是否是为共产党效劳的“原子间谍”，现在还没有证据，但能证实的是寒春夫妇在共产党霸占的中国如鱼得水，甚至被中共提拔为高干。
   
   在学生打死老师的“文革”红八月中， 寒春夫妇联合卡玛生母史克等四个洋红人写了“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这张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迅速起到了效果，寒春作为“造反派”参加了所在单位的“战斗队”。王容芬在她的长文中评论这张毛批马列大字报，“其措辞比聂元梓们的更带杀气，又添了几分西方人少见的媚气”。
   
   二零零八年，当寒春在东京被一个澳大利亚记者问到她是否还是毛分子时，她回答说，“是啊”并表示，“要是毛还活着该多么美妙啊，我百分之百支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每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美妙的经历”。（Woman who worked on first atomic bomb pays tribute to 'terrific' Mao Peter Alford, Tokyo correspondent | August 16, 2008
   Article from: The Australian ）
   
   寒春夫妇当了一辈子中共的宣传工具。中共媒体不乏借他们之口来赞美毛泽东的宣传，比如，有报道称阳早“喻很有魅力的毛泽东是《圣经》里的救世主”；而寒春则称：“牛得了病，一般人看的是表面，毛是通过现象看本质”。寒春“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最大的梦想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寒春夫妇表面上是一对洋奶农，其实是双双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毛分子。
   
   二零零四年，寒春还扮演了获得首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新时代的红色样板戏。问她为何未加入中国籍，她回答说：“我热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 寒春自己透露了她爱的不是中国，而是给了他们家特权的中共。她也一直乐于给中共当道具。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凤凰电视台让寒春拿着小提琴和最老的政协委员沙博理等五个白发苍苍的洋五毛出面讲述他们各自在“党天下”的幸福生活，美其名曰“五位外国友人见证红色记忆”。 寒春再次表白，她“最崇拜的人毛泽东”，还笨拙地用小提琴拉出不成调的《东方红》！
   
   在二零零九年毛泽东的生日时，中共媒体又借寒春之口赞美害死八千万中国人的毛泽东。 这位已八十八岁的洋毛分子“认为毛主席是所有伟人中最伟大的人物”。而最让她“钦佩毛主席的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文革”，这个连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都否定的共产罪恶，居然在寒春眼中是毛泽东的伟业，可想而知寒春多么崇毛尚暴！请看寒春的自我表述，“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我也不会来到中国。我之所以来到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文化吸引力，而是震撼于小米加步枪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力量中，我找到了人类解放的道路，能成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荣幸。”
   
   寒春不放弃美国护照，因为美国护照也能带给她好处。她的三个孩子比如阳和平都象卡玛一样在七十年代去了美国。
   
   不过只有阳和平难忘在大陆享有的特权而回到“党的怀抱”，并乐于向大陆人宣讲“美国是一个没落帝国的样子，是比较空虚的，它基本上是靠在各国的投资赚钱来维持它的经营，它的经济本身没有什么实体了，所以它不会长久的”！毛分子的特点就是用共产术语抹黑美国，不过阳和平这番言辞恐怕只有他自己相信。
   
   综上所述，卡玛一家很象她网站首页上那幅宣传画中的一家子，都有“毛病”，都主动配合中共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粉饰共产罪恶。这一家毛分子掩饰的罪恶包括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国共内战”），共产党谋财害命（“土改”），毛泽东破坏传统，杀害无辜（“文革”），邓小平用暴力镇压中国民众站起来要求“爱国、民主、反贪腐”（“六四”）等等。
(《天安门》的红色烙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