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20160609讲座整理：历史长期运动背景当中的五四

万得福

刘仲敬20160609讲座整理：历史长期运动背景当中的五四（讲座部分）

整理者：三马兄

[00:00:01]我们现在先考虑一下东亚这个概念。因为东亚这个概念本身是极其晚近的，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其实还没有出现。十九世纪末以前，我们现在称为东亚的这个地方同时存在着三种认知结构。所以同样的世界，在三种不同的认知结构当中，显示出三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00:00:24]第一种，可能是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或者说是以天朝为中心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的主要载体和扩充者就是江南的士大夫阶级，他们制造的历史神话是把自己——以苏淞地区的地主士绅阶级为核心的这个政治集团，和以前孔子以来、春秋战国以来、汉唐以来的历代王朝和统治阶级联系起来，把这些本来是断断续续的历史连贯成一个整体，然后宣布这条线索就代表了尧舜文武周公以来一脉相传的正统。由于这些线索本身是断断续续，并不是连贯的，所以要把它们连贯起来，就必须用正闰经权这一类的说法，用道统、正统的说法把它们联系起来。

[00:01:21]这些说法和理论的主要用途就在于，本来是并行的、多分岔的、网络状的结构，经过他们这样一整理，就可以整理成为一条单线的结构了。例如宋金之间、宋辽之间，谁是正统呢？如果你没有用这样的先入之见考虑的话，你就会说这其实是一个多国体系。但是你有了这样的先入之见，你就要论证一下，到底南宋是正统呢，还是汴京的金国是正统呢；到底是汴梁的北宋是正统呢，还是燕京的辽国和上京的辽国才算是正统呢。这个具体论证出来谁是正统无关紧要，但关键在于，正统确定以后，你就可以把线索理清了。比如说如果你认为金国是正统，那么就是，金国继承北宋，北宋继承唐，唐继承北魏，北魏继承晋，晋再继承魏，再继承汉，然后再继承孔子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周朝。这样，本来是前后几个断断续续的东西，经过他这么样连接，就给人一种整体和连贯的印象。

[00:02:20]于是正统产生了，历史的主线产生了：历史的中心在东亚，政治的中心在东亚，合法性的中心也在东亚。通过这个史观，他们构建了一个以东亚为中原或中国的历史体系，以此为中心，先把这个断断续续的线索凑成一条主线，然后把主线周围的东西变成次要的东西。例如，如果说宋是正统，那么辽和夏就没有正统资格了，就由世界中心转移到世界边缘，像朝鲜、安南这些东西，那当然更是世界边缘了。这个图景的争论是很激烈的，谁比较接近于中心，谁更偏向于边缘，本来并没有一定之规，但是基本逻辑是一样的：世界中心应该在洛阳或者是离洛阳差不多的地方，以洛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就是从中心到边缘逐步降低，降低的过程中，既包括文明的程度降低，也包括政治合法性降低，也包括历史叙事的主线偏离，然后所有曾经在这里出现的政权、文化、文明，都要按照这个主线来重新编列。

[00:03:28]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神话结构，本着这种神话结构，就产生了我们后来经常提到的九州、四夷、宇寰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这些词汇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同心圆结构，这个同心圆是把儒家士大夫放在正中间，然后符合儒家士大夫或者儒家士大夫不得不承认的政权，放在核心地位，然后向周围不断扩散出去。这样一个历史神话是大清合法性的基础，而在大清灭亡以后，又通过改头换面的形式，变成中华文明合法性的基础。因为大清虽然没有了，你还可以说，刚才他们构建出来的这些线索，经过改头换面的形式，仍然是世界文明的主线。

[00:04:11]第二个观念就是以内亚为核心的观念。内亚征服者，包括满洲人、蒙古人和以前的鲜卑人、突厥人，他们有另外一套世界观。内亚是一个海洋性的结构，西方从多瑙河中游，经过伏尔加河中游，一直延伸到大兴安岭满洲的边界这一带。这一带从地理距离上看，它们的相距是非常遥远的，比起苏州到波斯的距离是要遥远得多，但是时间距离和文明距离来说却是非常近的，因为你从布达佩斯，多瑙河的一个面对沙漠的港口，然后跑到大不里士，或者跑到伊斯法罕，或者跑到北京城，那中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中间不是没有居民，但是大体上是非定居的部落居民。部落居民是很容易移动的，他们平常经常是以畜牧、战争和贸易为生的，都有很大的流动性。

[00:05:07]如果有人，无论从东面、西面、南面要从他们那儿经过，那么他们也许会放行，也许会不放行，发生战争。战争如果是打赢了，那么就好说，他就是征服者；如果打败了的话，他会很容易地逃到别的地方去，不会留在一个地方进行阻碍。来的人、进攻的人和防御的人和过路的人都是高度流动性的，没有任何一个集团会对其他的集团构成长期妨碍，就算有妨碍的话，临时打一仗，打出来胜负已分以后，无论是谁胜利，胜利者都可以畅通无阻的前进。但是你要是在离开这块内亚海洋的陆地上前进的话，哪怕是从大不里士到伊斯法罕这样越过半个伊朗这块地方，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封建领主，从大马士革到的黎波里这块地方，其实从地图上看只有一指长的地方，但是它中间经过了黎巴嫩山，这条路上有德鲁兹人的、基督徒的、各派穆斯林的各式各样的领主，土耳其人如果想从大马士革经过贝鲁特到海边的的黎波里去，那就要打无数场封建性战争。但是相反的，突厥人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保加尔人之类的，从布达佩斯跑到大不里士的话，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阻碍的。

[00:06:19]内亚史观创造了一种很嵌合性的文明，它的特点就是，这种人对世界的理解一开始就是具有高度网络性的。例如中古时代的突厥人和粟特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你可以说是狼狈为奸，也可以说是分工合作，一方面是突厥人为商团充当武装保镖，另一方面是商团要把它的利润分给突厥人。在这样的[合作]中，你要分清谁是主谁是从，那就很难说了。有些时候，比如说唐代的记载会说，突厥人或者突骑施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那些商团是被他们奴役的，或者说是他们的附庸。但另一方面，外伊朗方面有很多记录则认为那些商团是雇佣了这些突厥武士，包括那些可汗，接受了他们的委托，负责保护这些商团，他们是一个长期契约和合作的关系，而且主动权是在商团一边的。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人，就是内亚这种文化体系的产物，所以他“通六藩语，为互市牙郎”，但他同时也是武艺精通的武士，在后来他发迹的武士集团中间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即使在他死后，燕云一带的雇佣兵集团的乡民仍然要为他立祠，把他封为圣人，而且给他编了无数的传说，例如他出生的时候是怎样的满室金光，怎么怎么样，各种各样的神迹都出来了。这些说法都是说明，他在当地，他自己出生的那些部落和团体当中，是一个重要的英雄人物。

[00:07:51]这种人眼中的世界始终是像海洋一样波动和不平衡的，他没有建立一个统序的概念，而是有一种只是适合于网络状世界观的层次结构。这个层次结构大致上就是，掌握着较多线索的团体在这个层次中处于优越地位。但是这个优越地位不是统治者的优越地位，他们的大脑中是没有固定统治者的概念的，而是毋宁说，根据实力，强者为尊，占据有利时间窗口的人为尊。而这个占据时间窗口的地位，通常是不超过三代人的，正常情况就只超过三十年。无论是怎样结束的草原英雄和贸易者，都会很平静地接受这个现实，三十年以后就不会再是你的天下，顶多你即使有子有孙的话，也是传不过三代的。这就是尼扎里和其他外伊朗史学家的基本观点，帝国的寿命是不超过三代的。

[00:08:46]而且这个帝国不能理解成为有土地、人民和官僚体系的帝国，它毋宁说是一种超越于结盟各主体之上的盟主的势力。这个帝国的概念跟后来的雅典帝国和罗马帝国比较相似，而和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秦帝国不大相似。帝国并不意味着其他的盟友或者是附庸都要绝对听从他统治，而是代表着，帝国的主体是一个格外强势的人物，他所拥有的支持力量，他巧妙的运用各种关系网，使本来互不相连的各种力量，经过他的操纵，在适当的时间空间点，把合力集中到一个方向，因此他享有一个巨大的威望，这个威望主要是仲裁性的威望，高度依附于他个人，他个人的才能和各种因缘巧合的因素消失以后，这种帝国的威望就会自然而然的不能维持。

[00:09:41]可以说，如果成吉思汗和多尔衮的势力没有越过长城入关的话，那么内亚的形势始终是这样的，各个此起彼伏的部落联盟，它们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于武士团体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商团的聚集财富的能力。而且这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通常大多数部落酋长和部落武士都像安禄山本人一样，是身兼二任的，在不同时期，一会儿从事贸易，一会儿从事给商团警卫的工作，有的时候这两者还是经常交换位置。这样的体系，实际上天然就具有多中心的性质。

[00:10:21]他们进入中原，并不像是后来经过重新修改的中原史家说的那样，是因为极度穷困或者是气候寒冷才打进中原，寻找粮食和物资。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说的话，在历史大多数时间，至少在十六世纪以前，通过中亚的贸易，比起通过东亚腹地、波斯腹地和印度腹地的贸易量是要大得多的，也就是说从有钱的角度来讲，掌握中亚贸易路线的部落，比起中原的郡县制的太守或者士大夫，那是要富裕得多的。所有的考古学证据都有利于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拥有的黄金、白银器皿和墓葬里面的奢侈品实际上是要更多，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他们跟洛阳、或者长安、或者南京、或者北京的统治者之间的差别，就有点像是威尼斯商人和巴黎、马德里国王那种差别一样，国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统治了更多的人口和地域，但他们的富裕程度却是远远赶不上威尼斯和热那亚那些银行家的。

[00:11:26]他们进入中原，主要不是由于草原部落不断企图占领这块地方，而是由于中原内部的，或者说是东亚内部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突然崩溃。崩溃主要是由于长期郡县制的结果，郡县制是一种消费性的结构，它需要把地方上的精英和它的组织力量不断抽吸到首都来，同时为了避免形成地方的分离主义，用有系统的拆离、分化和瓦解的手段，避免地方上的小共同体成熟。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开国时期、乱世时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组织资源，比较复杂多变的结构，经过王朝中叶的整顿以后，社会变得逐步单调起来，地方上的组织能力逐步衰退，因此它维持秩序的能力渐渐衰退了。帝国的特点是，越是上层，它的组织越复杂周密，而越是底层，它的组织越是松疏。像中世纪英格兰王国那种教区的救济养活了六分之一的贫困人口，教会用相当于是整个社会三分之一的财富从事福利救济，这样的能力，可以说是无论郡县制国家的官僚机构，还是儒家士大夫阶级的民间组织，都无法胜任。

[00:12:39]其特点就是，凡是郡县制的帝国，它都无法避免大规模的流民战争。流民的出现，就是基层社会控制能力衰退的结果。在欧洲式的教区结构和穆斯林的福利教团结构中间，不会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出现。只有在偶然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例如在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国会通过了无数的法令禁止流浪汉，要把流浪汉戴上手铐，送到美洲去，免得他们扰乱社会。为什么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大量出现流浪汉呢？因为以前有天主教的教区组织，而以后有新教的教区组织，只要教区组织在的话，社区上的穷人就不会大量变成流民。但是在青黄不接，旧的教区瓦解、新的教区还没有跟上的时候，上述的青黄不接的情况就出现了，于是穷人不再留在本郡，由本郡的教区救济，而是四面八方到处乱跑，到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去跑，于是给人一种社会治安急剧恶化的印象。然而对于郡县制国家则是正常状态，因此郡县制国家不可避免的要产生它自己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因此我们所熟悉的周期性的大洪水就变得不可避免。

[00:13:47]周期性大洪水的出现，就会出现我们非常熟悉的局面：吴三桂或者洪承畴这样的人物，在士大夫本身的势力和地方上产生的武装或者是流民团体，没有哪一个能够很快恢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邀请游牧部落进来恢复社会秩序。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社会秩序一旦解体的话，就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一个武装集团称尊而文人士大夫毫无用处的阶段。欧洲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就长期陷入这种阶段。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结果，政权长时间内、数百年内掌握在封建武士的手里面，武士出售保护能力，需要保护的人就会出钱、出粮食、出劳役，去给那些愿意流血打仗的人，购买他们的保护。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契约关系，构成了封建主义的基础。这个体制是不需要官僚机构的，因此也就不需要文人士大夫。如果听任帝国自然发展、自然崩溃的话，那么罗马灭亡后自然的恢复封建主义体制是完全有可能的。

[00:14:50]而我们都知道，东亚的历代王朝没有走这条路，关键就是在于士大夫阶级有意识地干预了历史，尽可能地促使王朝重现。他们要么是在众多流寇首领中间选择一个看上去最符合儒家价值观、最愿意重建官僚帝国的领袖，辅佐他得天下，把局面稳定下来；或者是在本土的流寇首领都不太争气或者不太符合儒家标准的情况下，就宁可做带路党，邀请满洲人、蒙古人或者鲜卑人的首领入关，依靠部落的武力，重新把秩序平定下来。因为部落的原有的习惯法是比较多样化的，没有受到郡县制国家消费秩序的长期影响，所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通过输入中亚草原上积累的秩序，迅速地恢复郡县制的结构。因此草原部落，大清朝和蒙古人顺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原以后，实质上是把草原地区长期积累下来的习惯法输入到中原地区，用草原的武士和草原的秩序结构给中原衰朽的吏治国家续命。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不可避免的跟士大夫阶级的世界观有着重大差异，在他们眼里，南方的士大夫是一帮既懦弱又无用又狡猾的人，他们总想是借用别人，尤其是借用草原武士的力量相互残杀，利用那些武士的天真淳朴，让这些人替他们牺牲。但是即使如此的话，这些人还是不能不利用，因为如果不利用他们，只有按照成吉思汗所说的那种方法，直截了当地杀光中原人口，把他们变成草原。

[00:16:26]其实日耳曼人打击罗马的时候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像英格兰和北欧地区原有的人口基本上灭绝了，这就是因为原有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灭绝了，新来的、移动的日耳曼人在得到土地以后，通过自发演化，才形成了我们刚才描绘的封建制度。部落一旦跟土地相结合的话，它原有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在竞争的过程中间，实行长子继承制、因此骑士和武德的传统能够继承得比较好的社团，在长期看来，就比实行诸子均分制、因此领地不断分散、形不成武士核心的团体占优势。尽管日耳曼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实行的也是诸子均分制，蒙古人和许多游牧部落也不是长子继承制，但他们跟土地结合以后，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演化和淘汰，实行长子继承制的族群，那么他们的领地就会比较固定，武士团体就会维持得比较好，自然而然的，他们就会吞并其他的团体，所以最后淘汰剩下来的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封建制这样的团体了。如果历史走了这条路径，后来的王朝就不会出现了。所以像清或者是元这样的内亚和东亚的混合帝国，等于是部落统治集团和士大夫统治集团达成了一种勉强的妥协。如果按照部落的逻辑行事的话，听任中原人口毁灭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把西欧封建的历史在东亚重演了。

[00:17:56]双方之间合作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历史观其实是双重的。内亚的统治集团，像清朝的皇室和他的蒙古契友有他们自己秘密的价值观，对南方的士大夫怀着既利用又轻蔑的感觉。南方的士大夫对他们也不是不了解，但是因为他们缺乏武力，没有维持秩序的能力，只要中亚部落仍然能够替他们当打手，替他们维持秩序，他们就必须假装看不见对方对他们的蔑视和利用，哪怕是对方制造文字狱或者其他手段来打击他们、侮辱他们，他们也不得不合作。合作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他们在朝廷上尽管是奴隶，但是依靠八旗和中亚武士来维持秩序，他们能够在地方上维护自己的财产权，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迫害。如果没有满洲兵的话，他们肯定要被这些各式各样的流寇集团蹂躏的。

[00:18:51]满洲人的世界观是面向中亚而背对南方的，南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财富的来源。他们利用南方士大夫，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当成集中营的主管那种类型的，只要你能够弄到足够的钱，而且地方上不生事端，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弄到了足够的钱，到了北京的宫廷，北京的宫廷运用这些金帛，在中亚各部落之间进行再分配，通过再分配重新确立蒙古高原到外伊朗的整个地区，各个部落、族群和邦国之间的等级秩序，然后大清就依靠这个等级秩序，从各个部落中间抽取相应的武士团体，然后再反过来用这些武士团体，支持他在大运河和南方各省的统治。同时，通过南方财富的再分配，这些财富进入中亚的各个部族以后，也就变成通向西方、通向伊朗、通向叙利亚、通向东欧的贸易线的重要资源。像伏尔加河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西藏之间的贸易，就跟热河的朝贡体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双方都要通过贡品的交换，从热河取得资源，然后才能够展开他们的中亚长期贸易。卡尔梅克人所需要的许多知识、书籍、茶叶、医药之类的，都是从西藏引进的，他们换取资源的这些东西，又要依靠通过蒙古喀克图，皮毛贸易、热河朝贡的方式，从大清和大俄罗斯这两个帝国中间换取。这种复杂的结构，其实是像李鸿章、曾国藩这种习惯于郡县制的士大夫理解不了的；但是如果是大英帝国的继承人，或者是现在国际贸易的经营者，理解这种同时既包括政治又包括经济的复杂网状结构，反而没有什么困难。

[00:20:42]第三种观点是来自于西欧。西欧顺着十五世纪以后全球扩张的路程，按照他们扩张的路线，渐渐的确定了近东、中东、印度、远东这一系列分类。这一系列分类本身就表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认知图景。东亚的构建是以远东为基础的构建，它的核心是从加尔各答，到新加坡，到香港，到上海，到长崎，这一条缓缓向东延伸的贸易线。这个新的东亚概念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概念，它和我们上面说的天朝观念和内亚观念不一样：内亚观念是以中亚为核心的；天朝观念，你可以说是以洛阳和中原为中心的；而东亚观念则是以沿海的那一条珍珠链，从新加坡到长崎的那一条珍珠链为核心，把内地看成是一个模模糊糊、不明确的市场，但是不了解它的具体情况，而上海、厦门、宁波、广州这些口岸贸易，像加尔各答一样，是统治的核心。我们知道印度帝国的核心在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向内地不断地伸出各种触角，如果内地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需要他们干涉，那么他们对内地是满足于消极政策的。远东的概念同样也是以香港、新加坡、上海为中心，向内地，沿着扬子江和珠江和各个贸易路线伸出触角。这个新的概念就是费正清学派后来所说的沿海中国和内地中国那两重对立结构的根源。

[00:22:20]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亚，就处在这三种观念的衔接之中。这时，欧洲的教育制度也随着欧洲的其他制度开始向东方输入，首先就是体现于在上海和各个重要的口岸城市，传教士建立的大学。这些大学大体上是欧洲封建结构的一个延伸。因为时间限制，我们不能详细讲西欧的大学制度是怎样嵌合在欧洲封建结构当中的，大体上就是说，一个大学就是一个法人团体，它像伦敦市、布里斯托尔市或者东印度公司一样，是自己治理自己，有司法权，最开始的时候还有战争与和平的权力的一种团体。例如像是剑桥市和剑桥大学，历史上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仗，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独立团体，它们之间相互打仗，就跟东印度公司和莫卧儿皇帝打仗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最初建立起来的大学团体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们不仅对于大清帝国和东亚社会，而且对于它们自己的母国，也都是各自独立的体系和团体。

[00:23:28]但是与此同时，它们面临着另外两种体系的竞争。一种就是日本产生出来的以吏为师的国家教育体系。这种体系的来源其实也是在欧洲，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期，欧洲跟原有的、我们刚才讲的自治法团大学不同的另一个世俗教育体系。这个事情，我们就要追溯到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教会的衰落。教会衰落以后，原先大多数大学都是受教会控制的，首先是宗教的内容在大学的教育中间所占比例逐步下降了，其次就是，社会上的人士，尤其是新兴的工业家希望能够得到技术方面的人才，而原有的大学是以博雅教育培养绅士的机构，不重视实用的技术者。于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就在牛津和剑桥大学之外，成立了格拉斯哥大学这样的机构。这种大学的逼格跟原来的大学没有办法相比：原有的大学是培养绅士的，至少也是培养律师；格拉斯哥大学就是培养技术员的。这种新的技术性的学校，根据洪堡的教育理念，在德国达到最高峰，十九世纪后期以后，新型的现代大学在德国成型以后，后来大多数国家都是模仿德国的模式。

[00:24:44]但是因为德国毕竟在欧洲，它成立的这些大学仍然是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的。但是东亚各国，首先是日本在模仿的时候，就采取了更加武断的办法，因为它原有的社会中间，没有漫长的封建结构，尤其是没有基督教建立的这个平行于国家的体系，而且它又要求速致富强，对于它来说，技术因素是最重要的。所以日本学校一开始设立的时候，就走的是官办学校道路。这时候，十九世纪末期，官办学校在欧洲只是刚刚开始，数目还很少，论威望仍然远不如过去的老牌大学；而在日本呢，一开始全部建立的就是这种官办大学。

[00:25:21]然后等到二十世纪初叶，1905年以后晚清的改革政权和北洋政府开始引进新学制的时候，他们首先的模仿对象就是日本。这里面既有不得已的因素，也有故意选择的因素。不得已的因素就是，实际上从技术完备的情况来讲，大清现在还能够找出来的东西就是原有的书院、山长这种东西，这种零散的结构没有办法迅速培养出科举结束以后所急需的大量人才，要在短期内批量培养人，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赶紧引进日本那种批量生产的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怀有私心的，他们也很清楚，由西方所建立的那种大学，例如张之洞就非常清楚，是以道科为核心，也就是说神学是排第一位的学问，然后其次是法学和其他什么什么科学，张之洞就表示，西方是基督教国家，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我们如果也这样培养学生的话，那么儒家的孔孟之道将置于何地，大清皇帝将置于何地？欧洲人不像是我们这样，讲忠于上帝而不讲忠于皇帝，如果我们大清的臣民也被教育成为只忠于上帝而不忠于皇帝，这怎么能行呢。所以他提出的方法就是，就用孔孟的经典来替代神学，作为新学校的相当于道科的学问。

[00:26:46]但是这样做一开始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像张伯苓、王国维这种人都提出抗议，他们的抗议是有充分依据的，也就是说，孔孟之道的经典，从性质上来讲，你如果说它跟斯宾诺莎很相似，或者说是跟柏拉图很相似，或者说是跟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很相似，跟马克奥里略很相似，那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它有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内容，但要说它是一种神学的话，那是怎么也不合适，一定要把它当成道科的话，这种做法不但不是弘扬孔孟之道，而且简直是一种侮辱和利用孔子的做法。头脑比较顽固，或者说是只讲学术、不讲政治的儒生，例如朱一新这种人，大体上都是赞同他们的看法的。可以说是在当时大清帝国的学术圈里面，主流派是根本不认为孔子之道是可以神学化、变成宗教的。像康有为、廖季平这种人，认为儒学可以宗教化，但是被主流的儒学家称之为野狐禅。张之洞呢，虽然很想加强儒学的地位，但他毕竟，照当时人的说法，他毕竟还是一个纯儒，也就是说，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抛开儒家原有的学术标准，因此这场争论就最后没有结果。但是没有结果，历史还要不断向前发展，事情不能不办，因此政府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法就是抄现成的。争论还没有出结果，但是事情不能不做，那就还是按照日本那种已经有一定之规的方法照抄进来吧。于是就产生了北京大学和后来大量的国立大学。

[00:28:21]我们要注意，由晚清和北洋开始的这个国立大学，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这个系统，跟教会学校和民间办的学校之间的冲突，是对后来的历史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1928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开始的时候地位不如教会学校和民间学校的这些国立大学的一次逆袭，它们通过国民政府打掉了那些教会学校、民间学校之类的原有的自治权，把它们全部纳入统一的规划之中，最后通过抗战时期在重庆实现的全国统考，最终实现了全国教育体系的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实现，实际上是晚清以来，教育变革的一个退化。但是要讲这个题目需要的时间太多，也还是先撇在一边。

[00:29:11]五四运动前夜，北京、上海的教育圈就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威望最高、教育最好、声誉最高的学校就是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北京大学呢，它受到官吏传统的影响比较大，容易出政客。学术标准，至少在蔡元培来临以前，是令人不敢恭维的。它培养出的学生，其待遇也要差得多。圣约翰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在上海本地就业，或者到英美去就业，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学历等于是全世界都通用的，在英国和美国都可以承认。然后你要是愿意，在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你一毕业以后就可以马上到邮局、银行这样的金饭碗去，享受一般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享受不到的高待遇；你不高兴到上海去的话，混到伦敦去或者是混到纽约去，跟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但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那他就只能在汉语世界内部混，是混不出这个边界去的。所以它们两者之间始终是有巨大差异的。后来我们编出的历史，把前面那一部分完全从历史上删除了，所以给人一种非常扭曲的印象。

[00:30:21]北京大学的师生开始卷入五四运动的时候，其实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来说的话，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自发性。它本身，一开始是徐世昌政府为了在巴黎和会的时候给自己制造一点群众运动的声势搞出来的。巴黎和会当中，顾维钧和他的代表团其实没有什么实力，也没有什么要求的资格，因为他们是以投机者的姿态，在最后关头，以非常靠不住的借口才参战的。早在他们参战以前，协约国和日本已经把大部分的仗打完了，而且把大部分的战利品都已经瓜分完了。从法理的角度来看，1916年才开始勉勉强强讨论参战问题的中华民国，根本就没有资格推翻1915年协约国和日本达成的战后分配安排。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搞小动作，例如他们在青岛附近的居民中搜集了很多群众运动的材料，向他们论述日本军队如何虐待这些群众诸如此类的鸡毛蒜皮的事情。

[00:31:21]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受了比利时控告的启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战争没有威尔逊主义的加入，所以就直截了当的只谈割地赔款、战后安排的问题。由于威尔逊总统的加入，所以美国人提出，战后的安排必须包括伸张正义的成分，也就是说，德国人或者是其他人如果犯了违反战争规范的行为，我们要追究。然后比利时人就花了好几年时间，总结了很多材料，论证德国占领军在占领比利时的时候，给比利时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多少多少损失。虽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他们造成的那些损失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例如鲁迅看到这些报告以后，就说这些欧洲人的文明程度太高了，你看德国人对付比利时人，说是最残忍、最不人道，说了半天是什么呀，无非是德国兵想要征集物资的时候，把不听话的村长给打了骂了，或者说是战俘没有给饮食，或者说是烧了古人的什么什么图书馆之类的东西，这都是啥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这儿随便一场鸡毛蒜皮的战争，干出来的事情都比这严重多了，这些事情都值得控诉？算什么啊。

[00:32:27]但是顾维钧和他的朋友们得到这个启发以后，就觉得完全可以用这个办法对付日本，所以他们就在山东大搞群众运动，搜集了很多黑材料，来论证日本人在赶走了德国人、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的时候，是不是也打骂了村长，是不是也偷过村民家的鸡，是不是也强奸过附近的花姑娘，调戏过花姑娘，是不是吃饭又不给钱了，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也搞了很多黑材料去，而且他搞的速度比比利时人还要快。比利时人本来自以为是最主要受害者，就是他受到了很大的虐待，用西方人打官司的方法去一本正经地收集证据、证人、证词之类的，凡尔赛和会都开完了好几年，他的证据都还没有搜集完。他就没有想到，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多么的英明，比利时人的证据还没有收集完，会议还没开到一半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搞出几十卷的黑材料，论证日本人如何偷鸡的材料。

[00:33:20]当然这些材料是完全达不到西方证据所需要的标准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干事情的方式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召集一帮官县，找一帮贫下中农来，血泪控诉一下，控诉对象在当时是日本人，当然后来也就可以改成为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以刘少奇为领导的走资派之类的，但是基本方法是一样的。中国社会的最下层的无产阶级是没有伪证这个观念的，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吃好喝，或者是给他们一点威胁，地方官给他们一点威胁，不听话就怎样，听了话又怎样，他们是愿意做任何伪证的。像这样的黑材料搞出来，丝毫不成问题。给我一点请客吃饭的钱，我召集几百个村民来，刹那间，几个月时间就可以给你搞出几百卷黑材料来。而比利时的律师还在傻乎乎的，这个对证那个对证，几年都搞不出来。但是这样做，他搞出来的材料，不出所料的，在和会上被别人嘲笑了一番。

[00:34:14]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就是大卫·米勒(David Hunter Miller)的《巴黎和会日记》(My Diary at the Conference of Paris)，其中就有很多内容是嘲笑这些东方人的。当时巴黎和会的时候，西欧那些自以为高贵的绅士描绘他们瞧不起的人，有两种人是他们最瞧不起的，一是巴尔干人，还有就是中国人，认为他们都是无赖。当时流传一个笑话就是，巴尔干的一位总理跟英国的外交大臣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巴尔干国家的其他使臣。后来英国外交大臣对他抱怨说是，我吃着吃着，手表怎么找不着了？于是该国的外交大臣左右打听，哎呀，原来有这种事情，你别声张，我替你找找。过一会儿他就把手表找出来了，放回英国大臣的口袋里面。英国大臣问他，哎~你从哪儿找回来的？他说，你看，这块手表是门的内哥罗（注：Montenegro，即黑山）的大使偷的，我就知道他一向就有这个毛病，对不起了，让你受惊了。英国大使勃然大怒，咦~他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塞尔维亚大使赶紧就说，嘘…你可别大声声张，他不知道我已经给你拿回来了，我也是从他口袋里面给偷回来的……这个故事大概不是真的，但是你也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看出，当时的西欧人对巴尔干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是怎么样一种看法。至于中华民国这些外交官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了怎样一种流氓和无赖的印象，就用不着详加解释了。

[00:35:41]但是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面的材料都要用上的。山东那些村民，需要搞一些材料出来，证明日本人偷鸡；而北京大学生就要作为高等人，把威尔逊的口号捡起来说是，以前的和平谈判都是讲利益的，从现在起我们要讲公理、讲道义了，所以你们以前签出来的那些基于利益的条约都不顶用了，我们要根据大同世界的原理，根据威尔逊和列宁提出的新思想，我们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请愿吧~请愿的过程中间烧一烧日货，打一打奸商，搞诸如此类的活动。搞了这些活动以后，因为北大学生最主要的前途还是在官场，所以他们这么干是有很明确的利益动机的。但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北洋政府很快就会分裂了。徐世昌受不了段祺瑞的跋扈，利用吴佩孚去打击段祺瑞；然后孙文又和反段的力量搞成了一个联合，国民党人和北洋政府内部的反对派结合起来，尽可能把学生煽动起来，打击段祺瑞的财政基础曹汝霖；只要能够打倒曹汝霖，那么曹汝霖通过交通银行和日本人搞的贷款协议就要搞不成；这个贷款协议一旦搞不成的话，段祺瑞的军费就要发不出来；段祺瑞失败了，那么吴佩孚和孙文都有极大的利益。而学生呢，对这些内幕其实是没有多少了解的，他们起的作用就是一个外围当炮灰的角色，你上去冲杀，得到利益的其实是幕后大佬，无关紧要。

[00:37:11]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其实还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处在外围的地位上，外围立了功以后，比如说，你像刘和珍诸如此类的人物一样，或者像傅斯年他们一样，通过当学生领袖，得到了一定的政治资本，然后以后，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就算是立了功，就可以取得相当大的发言权和升官的资格了。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谢冰莹他们，二、三十年代的反帝运动这些人，也都是顺着这个模式搞起来的。北洋政府搞的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笨的，等到了国民政府的时候，这个模式就会搞得非常纯熟了。党部直接进入学生会，学生会的优秀干部搞得好了，组织学生运动组织得好了，然后就可以进入党部当官，进入党部当官以后，然后接着就可以进入政府了。所以通过学生运动、党部这一系列搞出来的这一个系统，跟通过当兵打仗搞出来的军阀系统始终是存在着冲突，因为它们之间的来源和利害关系都始终不同。而处于党部和学生运动这一派，是掌握着笔杆子，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严重的受到他们所做出的偏见性很强的记录的影响，所以也是不能够完全信以为真的。

[00:38:28]五四运动造成一个附带后果就是，立了功的学生实在是太多了，仅仅是为了安置他们，就必须设立更多的机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现代的希腊人非常熟悉的，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取缔私立学校，原有的庙宇或者民间团体搞出的学校，还有传教士办的学校，要受到限制，如果可能的话，把它们的财产没收过来，大量兴办公立学校。罗素等人都记录过，五四运动以后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公立学校急剧增长。这是一方面。因为像北大这样的土鳖学校搞出来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如果不能做官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当教师了，所以教育方面的预算和学校，基本上是以几何基数上升的。另一方面，五四产生出来的新学生，迅速的占领了教育部的主要官职，他们取得了一种可以利用国家权力来推广他们新思想的渠道。

[00:39:24]在这方面，他们比欧洲人和日本人都占了便宜。我们都知道，欧洲是比较多元化的地方，原有的中世纪产生出来的学校是高度多元化的，近代以来，十九世纪末期才产生国家主办的学校，而且国家主办的学校的自治权和多元性仍然比东方要强得多。尽管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主管的学校势力不断上升，原有的社会自治受到了很大限制，但是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有进有退，犬牙交错的。而在东方呢，原有的自治性质的学校基本上没有底子，所以官办的学校一旦开始的话，除了传教士办的学校还有点儿抵抗力以外，其他的学校基本上是望风披靡。现在的主流说法认为这是国民政府搞的，没有问题，国民政府在1928年以后，大规模地摧毁了传教士学校以后，大规模地推进了这个进程；但是实际上，这个政策在北洋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尽管北洋政府跟在野的国民党是有仇的，但是早在北洋政府自身倒台以前，教育部门就已经是掌握在国民政府的同情者当中了。他们的实际办事人员，大多数是为新派青年安排位置为主的。

[00:40:37]这种现象并不稀奇，大多数倒台的政权，在他们倒台以前，国内的核心部门都已经被他的敌人占据了。例如沙皇，早在他倒台以前，军事工业委员会就已经被十月党人和自由党人占据了。这些组织跟孟什维克的工会合作，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垄断物价的整个体系。如果没有这个体系的话，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也好，计划经济也好，都是搞不起来的。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在沙皇政权的末期，实际上就已经控制了沙皇政权的很大一部分。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至关紧要的军部，有很多重要的部门都已经被秘密的同盟会员渗透了，更不用说军队中间的大批军官实际上都是同盟会员。北洋政府末年，其实情况也就是这样的。

[00:41:23]五四以后的教育扩张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垄断了教育权，实际上就是垄断了给国家提供干部和给许多民间组织提供领导人员的权力。越到北洋政府后期，它手头的军队就越是缺乏可靠的新派人物。相形之下，反而是张作霖当年在开保险公司或者收保护费的时期结盟搞出来的那些具有江湖色彩的老兄弟，像张景惠这种人，对他来说比较忠实。新派学校里面给他输送的学生，很容易走到郭松岭和张学良那边去，在东北军内部，把东北军自身的利益出卖给国民党。而东北军相比起段祺瑞和吴佩孚的部队，还是受到渗透最少的地方。

[00:42:15]这个结构主要是一个政治利益分配的问题，跟文化和思想的关系本身是不大的。后来把它变成跟文化思想联系在一起，是事后选择性编列的结果。我们后来称之为新文化运动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有几个不同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袁世凯时代以后集结在东京那一批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东京政法系的后裔；另一派呢，则是江浙一带的文人；第三派呢，则是胡适那些吸收了欧洲进步主义思想回来的留学生。尽管他们三派在社交圈子上面的活动联系得很紧，经常有交际，但是如果讲理论根源的话，他们三派的理论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上就谈不上是合作的。可以说他们内部的差异之大，比他们之间跟儒家保守派的差异还要大。

[00:43:08]胡适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假如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的话，那么他代表的就是欧洲十九世纪末期世俗化以后产生的进步主义思潮。他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讲的就是边沁和杜威以后的那些排除基督教传统和封建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欧洲等于是一种，其实还处在异端的状态，要想战胜教会的保守势力和其他的保守势力还需要很大的努力，但是在中国基本上还没有遇到什么障碍物。

[00:43:38]东京那帮人，所谓的日本政法系搞出来的那批人，他们的基本逻辑是国家主义，他们的理论根源追溯起来，是十九世纪末期，德国人为了反对法国启蒙运动设计出来的民族史学、民族法学、民族主义理论那些。主要理由就是，法国人以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号召，实际上会把整个欧洲丰富多元的文化都抹平，把大家都变得跟法国人一模一样，德语文化处在弱势地位，如果不依靠国家保护，是抵抗不了强势的法语文化和启蒙运动的，所以他们要求搞民族史学、民族法学、民族文化诸如此类的东西，把国族主义当作保护弱势文化的不二法门。这些理论后来，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学了过去，然后梁启超等人和东京一批留学生又把它们从日本人那儿学了过来。后来甲寅派这些人，基本上学的就是这一套理论。而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刊物、班底这些，都是从东京甲寅派那个班底带过来的。

[00:44:43]吴越文人则是第三个团体，他们是一种处在夹缝中的社会边缘人。因为他们首先达不到我刚才提到过的圣约翰大学那些真正的外国传教士办的自治学校的标准，那些学校的学生是习惯于用英语教学，习惯于跟西方社会打交道，他们自己已经是半个西方人，跟亚洲内地的传统社会基本上不搭界，而且也根本就没有自己降格、拿更少的待遇去回到原有社会的可能性。同时，再往底下又有一些像范进、孔乙己之类的纯学究，尽管科举已经停止，孔孟之道已经没有饭碗了，但是他们除了原有的孔孟之外也不懂别的，而乡下还有比他们更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在这些更没有文化的人当中，还能够暂时的混一混饭吃。在这两者之中，出现了一个浪人阶级，他们出身跟孔乙己差不多，野心呢，跟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差不多，但是混迹洋场，显然是捞不到好待遇的，他们始终是第二流和第三流人物，所以对依附帝国主义的这些洋学究是充满了嫉妒和仇恨，但是同时，对孔乙己之类的土学究又充满了不屑。不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原先是一种人。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鲁迅和他的朋友，就是属于这个阶级的。他之所以这样尖酸刻薄，就是因为他直到非常晚年、身体已经很不好、快要奄奄待毙的时候，才终于实现了他最早的梦想——在租界里面租下了一套洋房。在这以前，他不得不在这两个阶级中间来回浪荡。

[00:46:14]我们所知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由这三个集团、三种不同的价值观产生的各个零零碎碎的作品拼凑起来的。他们自己，虽然在社交上有联系，但是很难说是一个统一和整体的运动。之所以会被后来的历史写成这样的话，主要还是依靠历史发明学的技术，把本来相关性不是很大的东西按照后来的需要联接起来、剪辑起来，把它们强行点缀起来。这种做法其实是谁都用过的。例如清朝的苏州士大夫如果想要论证我是正统，那办法是怎样呢？他就要把[出处]和来源都抹掉，要论证汉文帝和唐太宗都是贤王的典型，尽管这两者的来源非常不同：汉文帝等于是周朝、春秋战国以来那个系统一脉相传的，这个系统在秦始皇帝国化以后，演变成汉朝，他是这个朝代的一个诸侯；而唐太宗呢，则是北朝鲜卑人的一个后代，他和西魏北周的所有文武百官一样，都是武川鲜卑武装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依靠的是内亚的系统，所以才能够自称天可汗。但是经过重新剪辑以后，那么汉文帝和唐太宗就可以并列了，然后就可以给读者形成一种印象就是，唐朝是直接继承了汉朝。

[00:47:27]为什么要说唐朝直接继承了汉朝呢？就是，你只有说唐朝继承了汉朝，然后才能说宋朝和明朝继承了唐朝，清朝又继承了明朝，这样一来，唐太宗如果算是自己人了，那么康熙皇帝也可以算是自己人了，那么大清就可以跟孔子直接打通关系。尽管如果你从真实的历史上看来，大清更有可能应该算是孔子的敌人，大清的祖先和孔子的后人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是日耳曼人和罗马人那种关系，一个征服了一个，彼此之间有血海深仇的关系。但是经过这样的剪辑以后，你就可以把它整合成为一整套历史神话，把中华民族的神话建构起来。

[00:48:04]同样，后来在三、四十年代以后，主要是抗日战争以后，在国民政府所倡导的建设新中国的号召之下，新的历史神话的发明就要开始了。这套发明的主要要求就是，你必须像蒋介石和戴季陶所需要的一样，第一，论证东亚的各个族群、各个利益不同的政治集团都必须做成是一家，那么他们必须有共同的祖先，必须有连贯性的历史。这个在古代怎么做，那都没有关系，因为古代的事情是最好发明的，你随便重新解释一下就可以行了。最关键是在最后一部分，就是在近代，这个新的中国，国民党所谓的“建设新中国”的这个“新中国”，怎么才能构建起来呢？你总不能老老实实说，我蒋介石是首先要日本人的钱，日本人不给我，我只好去炒股，炒了二十年股以后，眼看混不下去了，又从苏联人那里捞了一笔卢布，用这笔卢布打垮了江浙一带的地主资产阶级，然后宣布我要重新发明一个新的民族。

[00:49:01]这样是不行的。我必须论证国民政府，第一，是炎黄以来一脉相传的后代，这个论证由戴季陶来完成，就要论证孙中山的理论为什么是非常符合孔孟的理论，非常符合尧舜周公的理论，blabla，因此他是古代儒家道统的直接继承人。这一点，孙中山和梅屋庄吉那些人听了以后一定会觉得他在发疯。不过这些人都已经死了，或者说是已经退隐了，所以也无关紧要了。第二步更重要，就是说，要论证现在的这个新国民党，就是拿卢布的国民党，它是中国社会，或者说东亚社会内部，出于救国目的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生力量，自发产生的结果。要找这个自发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的军事传统，这个那个的，全是从海外输入的，你要是从硬指标来判断的话，就是说，从组织模式、军事模式、财政来源、军队来源来看的话，国民党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一个带路党，是一个入侵者，不但不是解放者，反而是入侵者。

[00:50:02]既然硬指标不合格，那你就只有拿软指标了。如果你从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都是外来的，那你至少可以说，我在文化上是内生的。我们都知道画鬼最易这句话，什么叫画鬼最易呢？如果我画一头牛的话，别人会找一头牛来跟我对一下，我话的不像，大家就会嘲笑。画一个人的话，如果画乔治国王的话，我把他画成奥兰治亲王的样子，大家都会嘲笑我。但是我画一个鬼，那就很好办了，我可以随便怎么胡画，哪怕是像《唐伯虎点秋香》上面那个，祝枝山把凤凰画成小鸡一样，大家也没话说，因为第一，谁也没见过凤凰是什么样子，第二，谁也没见过鬼是什么样子。

[00:50:39]文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像英国宪法史的专家那样说，宪法问题主要是一个财政税收问题，那就很麻烦了，从财政税收的角度来看，那么国民党，毫无疑问，首先是日本人的带路党，其次是苏联人的带路党，它多多少少还可以算是哥斯达黎加、檀香山和南非华侨社区、还有马来华侨社区的一个代理人，但是它怎么也没有资格能够代表湖广或者巴蜀的人民，更没有资格代表满洲或者是保定的人民。如果你按照英国人那种以财政为核心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合法性是论证不起来的。以军事角度或者是以其他任何一个硬指标的角度来看，国民革命也都会陷入类似的窘境。但是文化就是一个软指标了。我如果硬着头皮说，我不是苏联人的走狗，那么别人只要查查我的武器和金钱就可以说，你所有的武器和金钱都是苏联人给你的，你怎么不是苏联人的走狗？但是我一定要说，我在文化上是新文化运动的后裔，而不是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后裔，这个你怎么论证呢？文化就像是鬼一样，是随便可以怎么说的。

[00:51:46]英国宪法史专家只要查一查查理国王是怎么样征税的，就可以对宪法问题得出结论，因为钱这个东西是假不了的，伦敦市的商人到底是给谁钱呢？是给查理国王钱呢，还是给苏格兰军队钱呢，给克伦威尔多少钱，给奥兰治亲王多少钱，这个账目是一查就明。伦敦商人如果明明白白给了荷兰人几万英镑要求他入侵英国，这个账是赖不过去的，你没有办法说他支持了詹姆斯国王。反过来，如果是约克郡的乡绅给查理国王送去了几百匹战马的话，你也不能硬着头皮说他是支持长期国会的。这个硬指标就像是画人、画牛、画马一样，是假不了也赖不过去的。

[00:52:22]但是你如果想要耍滑头的话，用了软指标，你也可以说，克伦威尔从文化上讲，因为他是新教徒，所以他深受德国的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德国的政权；但你也可以说，因为他所在的各郡原来是丹麦人的地方，你也可以说他深受丹麦人的影响；同样因为他跟苏格兰人结盟，跟查理国王的部属打仗，也可以说他是苏格兰人的代表。同样，随便哪一种学说，都是可以随便论证，也没办法证明的。所以你如果说国民政府是代表了河北人、湖北人、四川人或者江苏人的利益，这些地方的，无论是士绅还是贫下中农，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没有拿钱给你，是你们拿着苏联人的钱过来，然后把我们原有的钱给抢光了，证据确凿。但是，你如果说是，我们国民党人是由于安徽的、浙江的、湖北的几个文人搞出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就没办法了，因为写文章的事情，只要写到就可以算数，新文化运动那些作家写了什么文章，我们重新解释一下，就可以解释到符合自己需要的地步。

[00:53:26]于是大家都走这条画鬼最易的道路，我们所知道的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新中国的神话就产生了。按照这种神话，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制造出了讲新学问、讲西洋各种主义的新青年，然后这些新青年组织了学生军，这些学生军通过北伐打垮了坚持旧观念的北洋军阀，然后自己又分裂成两派，更加激进的一派投奔了共产主义，然后反过来又打败了国民党。然后这些学说在经过各种各样的细节上的剪刀加糨糊之类的调整，然后就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史观。革命史观也是有两种的，我就不用解释了，一种是以国民党为核心的，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革命成功了，又被万恶的苏联人和共产国际暗算了，刚刚打赢了抗日战争，又不得不打一场抗俄战争，抗俄战争正在进行，我们还要继续打下去；然后共产党的史观，不用介绍，大家都很清楚，都是通过这一套搞出来的。

[00:54:21]这一套的不合乎逻辑之处其实是很明显的，你只要动动脚趾头就可以想起来，什么时候你的嘴皮子能够指挥的了钱包？到底是钱袋和武器厉害，还是你的嘴皮子厉害？哪一个国家的历史不是从钱袋和武器开始的，反倒是从文人的嘴皮子开始的？文人从来都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从来都是附属品，在整个结构和脉络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召一帮文人给你做合法性论述，那是完全容易的事情，剪刀加糨糊，按照同样的方法，你什么都可以论证得出来。

[00:54:57]在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还有很多跟他们派系不同的作家，例如当时讲各种地方方言复兴、讲满洲特殊文化传统、搞满洲自治、要求把皇帝接回去热河和满洲另立中央的各种学说也多得是，我只要用同样的办法，到图书馆里面去，把民国出现的那些旧报纸按照我自己的标准去重新裁剪一下，把你们选出来的这些伟大著作裁到一边去，把我选出来的那些伟大著作排列成一条直线，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剪切排列起来，我也可以同样论证说是，大清帝国倒台以后，占主流的思想文化就是重建满洲国，重新按照《福昭创业记》的伟大历史，效仿韩国去发明满洲民族。这种事情之所以没有成功，不是因为没有人这么做，其实做这样事情的人很多，三十年代沈阳、长春那些文人其实主要就是干这些事情，只不过他们后来被打倒了，他们所搜集起来的黑材料也就被胜利者瓜分，拿去服务于其他的目的去了。

[00:56:01]你只要重新改变一下裁剪的方式，同样的史料，把原来突出的忽略掉，把原来忽略的突出一下，马上就可以剪贴出一部完全不同的历史。如果我高兴的话，我还可以把热河或者说是把天津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单独摘出来，以它本身为主线，把相应的史料按照时间地点的方式重新分类一下，重新编列出一套史纲，跟刚才我说的新文化运动的史纲一样的可靠。所以这就涉及到外行和内行的问题了，外行买什么东西都是看标签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内行是自己制作产品的，他就知道哪些指标算是硬指标，哪些指标是软指标，哪些指标是后来剪贴起来、非常容易的，哪些指标是很难剪贴的。所以这种方式是不能单纯用实证主义方式来裁决的，因为实证主义方式，你只能够验证个别细节材料的真伪，而历史叙事会搞成什么样子，主要是要看你把各个细节材料是排列成什么样的形状，怎样剪贴和排列才是最重要的。

[00:57:02]由于五四运动这个神话剪贴和排列的时间是很短的，而且从事这个工作的人素质又不太高，彼此之间又是四分五裂，经常相互[掣肘]搞破坏，所以他们留下的漏洞和空隙，实际上是相当多的。你只要把现在编成的，例如《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的几十卷几十卷的著作拿来从头到尾对一下，把其中相互矛盾和错漏的地方补出来，把线索理一理，很快就会看出这里面的毛病了。

[00:57:33]新文化运动，其实按哪怕是最狭义的方式来说，就只考虑文学复兴或者说是文学体改良这个方面，它就至少有几十种不同的线索。它不是只产生了一种新文字，而是至少是产生了好几十种，有吴语的、有满语的、有台语的各种。后来胡适所提倡的以北京的满大人语为核心的那种所谓的国语能够推广，不是因为说它在文学质量上讲，能比其他几种同样是复兴的新文化来得更好一些或者更优越一些，而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教育部通过强制统一教育、强制推行义务教育的方式，把这种语言推广到全国各地，而且要求所有的公文写作都必须用这种语言进行。所以像后来周恩来、柏杨这些人都习惯于使用这种语言，没有别的，如果你想当小公务员的话，你一辈子指着吃饭的饭碗就是这种东西，你必须用这种语言能够写出漂亮的公文来，然后你才有好的饭碗，这种东西的用途跟过去八股文在明朝时候的用途是一样的。

[00:58:43]但是劳动人民是完全听不懂它的。像林语堂就写过一篇讽刺文章，叫做《一张字条的写法》，就是说他的纱窗破了，想要搞点油灰来补纱窗，但是为此要写一张字条给木匠，但怎么写都写不好，用新文化运动学者所探讨的那种白话国语、无产阶级作家提倡的那种普罗文化语写出来的字条，都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可怜的普罗大众完全看不懂所谓的普罗文学，所谓的劳动人民一点儿都看不懂据说是为他们准备的新文化。最后他的办法还只有是，找一个本地的老乡，让他用本地的方言土语，用口头去传话，才好不容易把这个纱窗给补好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气得把自己的笔给扔下了，说我们这些文人真是没用，真是该死，一点用处也没有。确实是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逻辑也就是，原有的文言文脱离了劳动群众，是少数士大夫的语言，劳动人民根本看不懂，但是他们搞出来的这些新文学语言，同样也是劳动人民看不懂的，同样也是接受了教育部办的那些新式学校教育的这个新式士大夫阶级内部交流的语言，各地的劳动人民还是照样用自己的方言。

[00:59:55]如果你真按照欧洲的经验来搞国语运动的话，那你就应该像是传教士翻译圣经一样：我在吴越地区翻译圣经，我就用吴方言翻译圣经，在西南地区翻译圣经的话，我就用西南官话翻译；然后翻译出一部圣经的话，就产生出一部新的国语文学；最后东亚就会产生出几十种不同的圣经版本；然后接着又从宗教文学转到世俗文学，最后产生出几十种不同的国语文学。如果你按照自然演化的逻辑来发展的话，结果不可避免就是这样的。为了阻断这样的发展，结果新文化运动还是必须采取他们理直气壮谴责的那种旧式士大夫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必须利用国家政权，用国家的强制力去贯彻你的标准化，只不过这个标准化，原先由林琴南他们那些人掌握，现在就要由他们自己掌握了。掌握了这种标准化的权力，你就可以像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面说的那样，你可以重写历史，根据重写的历史解释政权的合法性，重新修改历史路径本身。

[01:01:00]然后他们最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以后，他们愤怒地谴责共产党伪造的历史，像是舒芜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现在的路子只有一条，就是回到五四，五四的路本来是正确的，但是以后极左路线什么什么一来，救亡压倒启蒙一来，把原来的路走偏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李泽厚的说法是什么呢，救亡压倒了启蒙，回到启蒙，也就是回到五四。其他人的说法也差不多，都是回到五四。这套历史神话本来是后来的政治力量给自己搞出来的皇帝的新装，给自己遮丑的东西，而他们却信以为真，以为皇帝真的少不了这套新装，以为扒掉了这层皇帝的新装以后，皇帝就非听他们不可，就会少了他们不行。其实皇帝当时选择这套新装也是一个急就章，一个临时救急的做法，当时急需衣服，又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搞比较漂亮的衣服，就索性用了你们这帮新文化的人搞出的这个不大漂亮的衣服吧~你们要是不要这套衣服的话，他另外找一套新衣服，难度是不大的，至少比起另外找一批卢布难度要小得多。

[01:02:15]八零年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土鳖，锁国锁了几十年以后，他们得到的资讯来源就完全是国内出版的。他们看到的十七年文学被封锁了一阵子，然后突然稍稍给他们放宽了一点，能够看到民国初年的文章，能够看到胡适、周作人的文章，立刻就觉得有一个重大发现，觉得自己发了大财了，好像我本来是一个口袋里平常只有十块钱的穷光蛋，别人给我一百块钱，我就以为我是罗斯柴尔德那种感觉。比胡适、周作人背后更加广大的那个世界，他们连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神功在手，真理在手，可以操控一切了。其实这不是反映了他们的看法有什么道理，只是反映了他们的视野比他们的祖辈来说还要狭窄得多：新文化运动发生当时的那些文人学士，配合北伐以后成立的新政府，相互合作，我给你提供合法性论述，你给我提供饭碗，达成这个交易的时候，其实那些人多多少少还是，即使没有喝过洋墨水，至少也在北京上海跟洋鬼子和二鬼子混过，多多少少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在编造神话的时候，他们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但是等到李泽厚和舒芜这些徒子徒孙冒出来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了，他们还以为他们自己拿出来的那根打狗棒真是天下无敌的金箍棒，还真的想拿着这个金箍棒出去跟别人拼个你死我活。

[01:03:37]于是这根打狗棒在1989年的第一次交火当中就被打成两截了。他们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还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从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可以看出，如果你做化学实验做出的结果跟你设想的不同，那么要么是你的试剂有问题，要么是你的公式有问题。如果你做历史实验，做出来的结果跟你设想的结果差别太远，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原先信以为真的那个整个叙事框架根本就是假的，就是纸糊的东西。纸糊的东西不可能给你提供真实的力量，而你却指望它来保护你，甚至想要依靠它达到你改造社会的一个整体性目的。

gejkl

胡适提倡了白话文，白话文之前都是些之乎者也的东西，
知识分子和统治哦阶级故作高雅，写的东西普通老百姓
看不懂。如果时代变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上充斥着
假大空的官话，小学生写作文都不敢讲真话，只能说
套话打官腔，故做崇高状，从上到下都是一个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