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大案回顾：纽约市的疯狂炸弹手George Metesky

truesam

纽约市警察局试验室主任芬尼探长正在为一起案子犯愁：16年来，有个不知姓
名的人一直在四处放置炸弹，而侦破工作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他一筹莫展，于是决定求教于布鲁塞尔大夫。这倒是有些缘故的，芬尼探长持
有法学精神病学学士文凭，而布鲁塞尔大夫，则是对罪犯的犯罪行为颇有研究的精
神分析学家。

　　一天下午，芬尼和两个警察携带着此案的全部卷宗来到布鲁塞尔大夫的诊所。
这次研讨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会议之后，诞生了一种崭新的刑事侦破方法，成为
侦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的内容披露以后，引起轰动，报界连篇累牍地刊
载出评论文章，舆论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许多专家却投入了认真的研究
工作。布鲁塞尔大夫后来出版了《犯罪精神分析学》一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章记载
的就是这一案件。

　　芬尼探长来到布鲁塞尔大夫诊所当然抱有希望，而他手下的两个警察对于精神
分析学却是一窍不通。他们不耐烦听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夫分析刑事案件，两个人
心不在焉，不时地相视一笑，或者发出几声厌倦的叹息。总之，他们时这种侦破手
段的可行性根本不相信。我们知道，精神分析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试图解释精神
学无力解释的行为。其研究对象是隐藏的精神活动及其异常现象。由于精神分析学
的许多根据看不见，摸不着，使引起多数人的怀疑和反感。这两个警察就属于这种
情况。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不明白精神分析学到底讲的是什么，或者。按照精神
分析学大夫的说法，他们是害怕这种分析方法有朝一日也会施用到自己身上。

　　布鲁塞尔心里明白，接待这几个来访者，举足轻重。他的诊断，既关系到他个
人的声誉，也关系到他所从事的事业声誉。他于的这一行本来就经常叫人说三道四
的。他也想得到，光凭着这几个警察掌握的零碎情况，迅速作出结论不啻是痴想。
目前只有两样证据，一件是放置炸弹的那个“疯子”写的信，另一件是炸弹和炸弹
碎片的照片。

　　故事要从1940年11月16日开始讲起。第一颗炸弹安放在爱迪生公司大厦内部。
没有爆炸。几个干活儿的工人在窗台上的一个工具箱里偶然发现了它。炸弹外壳是
一根铜管，里面塞满炸药。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炸弹外面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

　　这叫人颇费琢磨。要是炸弹轰隆一声炸了，灰飞烟灭，自然谁也无法得知纸条
作者的用意，“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也无从受到敦诲，故此，可以设想，罪犯要
么丧失了理智，过着一种行为与现实差距甚远的超现实生活，要么只是开开玩笑，
吓唬一下爱迪生公司的人，爱迪生联合公司负责为整个纽约城提供电力，雇有几千
职工，为几千万用户服务。向公司表示不满、为这样那样的纠葛抱怨的不乏其人。
有文字记录的恐怕也有上千例。倘若到档案堆里一页一页地去查找谁有可能放炸弹，
这工作之浩繁确乎令人生畏。幸好，罪犯在放置了第一颗炸弹以后消声匿迹了。警
方乐得中止了调查工作，报界甚至对此只字不提。

　　好景不长，几周后，爱迪生联合公司司总部大楼里又发现了一颗炸弹。这次是
塞满炸药的一只毛线袜子，它当然也能爆炸，只是威力甚小，顶多是制造一场虚惊，
这种鬼把戏好象还算不上复仇的手段。

　　1941年，美国向轴心国宣战。这件事被搁置在一旁，假如没有以后发生的事，
这件事也许就永远地被人淡忘了。





　　战后，恢复了和平与平静，放炸弹的人却又闹腾起来，1950年圣诞节前夕，《
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信是从西彻斯特发出的，内容是手写的
大写字母写成的，用的是一张普通信纸：

　　“我病了。爱迪生公司为此将追悔莫及。他们犯下了卑鄙罪行，是要后悔的。
作为警告，我将于近期在剧场的座位底下放量炸弹。

　　　　　　　　　　　　　　　　　　　　　　　　　F.P.”


　　F.P.履行了诺言，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那整洁的字迹。F.P.的签名，和每次
值中都提及的“卑鄙罪行”，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警察局的刑事档案里，警方采取了
谨慎措施，禁止对罪犯的活动作任何宣传张扬，这种事如果闹得满城风雨，会诱使
一些穷极无聊的人模仿罪犯的行为，有些嗜好恶作剧的，还有一些疯子，也会趁火
打劫，都将给侦破工作带来意料不到的困难。

　　不过，这位行迹诡秘的罪犯却逐渐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最初放置的八枚炸禅
只有两枚爆炸了，而1951和1952两年中放置的四枚却都炸得非常成功。1955年，他
变本加厉，竟在一年中放置了五十二枚炸弹，其中三十枚爆炸了，后来，他的炸弹
炸死了人。同时，他向报界投去一封又一封措辞激烈的书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当然已经成为公开的新闻。“炸弹疯子”已经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了，而成为值得
正视的社会安全的威胁，他象一个恐怖的幽灵，游荡在纽约城的上空。公众强烈要
求制止罪犯的危险活动：既然他存在于世，就应该将其真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下。

　　这正是迫使芬尼控长急匆匆赶来向布鲁塞尔大夫求教的原因。芬尼在大学时专
修过精神病学，布鲁塞尔则是精神分析学专家。两个人，从同两种学科，代表着两
大营垒，而这南大营垒老死不相往来，一直在明争暗斗。这样看来，芬尼敢于破除
门户之见，谦逊好学，确是令人钦佩。

　　布鲁塞尔仔细审阅了“炸弹疯子”案卷，格外用心地看了没爆炸的炸弹照片，
然后提出了第一个推恻：F.P.可能是利用职业之便制作炸弹，也可能是一个无所事
事的流浪汉的恶作剧。但是，有一点可以初步肯定，这是一个男人所为。在以往的
历史上，制作炸弹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是男性。

　　布鲁塞尔接着说：“他大概以为他患慢性病应当归咎于爱迪生公司。渐渐地，
他又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对他的不幸负责。如果某人确信周围的人都在有意找
自己的麻烦，便可以认为他有偏执狂的某些特征，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紊乱病症，患
者总有一些固定不变的幻觉和错觉，而他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却条理清晰，逻辑
缜密，偏执狂有潜伏期，在这一期间，病势发展缓慢，不易察觉，35岁以后，病状
急剧加重。罪犯从放置第一枚炸弹迄今已有16年的历史，那么他的年龄应在40岁以
上。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可能。

　　“说得更清楚一些，偏执狂患者通常过于自爱，以此保护‘自我’。他不愿意
为自己的弱点和失败承担责任，而执拗地认定生活中的不愉快全都是他人造成的。
‘他人’一般又指某些大的社会群体，我们这个案子中，罪犯便是对爱迪生公司怀
着一肚子怨气。他的幻觉与错觉日益加剧、延展，直至彼及到纽约全体市民和整个
社会。诚然，他在爱迪生联合公司受到的待遇未必公正，他这番推理的出发点未必
不正确，他的失误，仅仅在于无凭无据地断定这家公司在迫害他。偏执狂症形成的
基础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患者以后的推理逻辑几乎无懈可击，因为，罪犯一
般都是智力发达的人。根据罪犯的笔迹着，他象是一个学业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
这是第三种可服，加上偏执汪症，我已经讲四种可能。”

　　布鲁塞尔侃侃而谈，在座的警察们听得入了迷。

　　“如何发现偏执任却是一件难事，”布鲁塞尔继续说，“患者的表现无异常。
他行为谨慎，自以为完美无缺，决不会贸然干一件有悖常理，可以引起非议的事情。
刑事档案里不可能有对他的记录，医院和疯人院更与他无缘，原因很简单，一个自
以为智力超群的人肯定不会以为自己有精神病。按照德国精神病学家柯尔会奈的理
论，85％的偏执狂患者的体型都象田径运动员：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第五种可能：罪
犯身材均称。不胖，也不瘦。”

　　布鲁塞尔又看了一眼罪犯写的信。这些信用词准确，字体清晰，给人以严谨、
整洁的感觉。他又说：“第六个可能：罪犯肯定是个表现出色的职工。他按时上下
班，工作无可指摘。他穿戴整齐，天天剃胡子，过着一般守法公民的生活。直到成
为‘卑鄙罪行’的受害者时为止。‘卑鄙罪行’不是美国人的语言，他信中的文字
都不象出自美国人之手。‘卑鄙罪行’有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风的意味，那个时
代荒诞不经的小说里充斥着这类词汇。再比如，他写的是‘爱迪生公旬’，而美国
人只是简略地称呼该公司的缩写。由此可见，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

　　“您说的全对。可我们稍微动动脑子，也能分析得八九不离十。”另一个警察
说。

　　“再有，您说罪犯普普通通，为人处事规规矩矩，年岁在40上下，这些情况太
泛，对我们这些搞侦破的没多大帮助。”一个警察说。

　　“诸位言之有理。”布鲁塞尔泰然地应道：“我将进一步研究罪犯的笔迹，但
愿能有所发现。我的推论可能要刺激你们，但是请别见怪，讨人嫌也许恰恰是搞精
神分析学的人的职业习惯。”

　　他长时间地审察着信和照片，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笑着说：“恐怕到此
为止，我才是以我的职业资格开始进行评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和爱迪生公司闹
过纠纷的人少说得有几千人，但是，除了罪犯，谁也没有因此就在纽约城四处要放
炸弹，为什么？”

　　“和爱迪生公司间纠纷未必是罪犯放炸弹的真正原因。”一个警察应了一句。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一
个原因连罪犯本人也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便是我用精神分析学推断出来的。倘若罪
犯坐在我跟前，并愿意开口讲话，那么我和他经过商议，可能会得出一详的结论。
可借他今天不在，我只好根据现有的情况，按照我以为再明白不过的，而你们可能
深表怀疑的道理进行推理。罪犯的信中使用的是大写字母，字体严谨整齐，只有‘W’
字形状有些怪异。上下的笔画略呈圆形，正西着去，稍加想象，有些象女人的两乳
和男人的睾丸。性的因素在罪犯身上极力强烈，以至罪犯在写‘W’字时，把他平日
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也忘在了脑后。再请看这几张剧院座位的照片，罪犯狂暴地用
匕首戳破座面放量炸弹，可他原本是干个行为谨慎，精于计划的人，这一切，连同
字母‘W’，都揭示出罪犯性格中的裂痕，这裂痕在罪犯感情冲动的时候，便会不由
自主地暴露出来。”

　　“我们知道，男性儿童在一个特定的过渡时期，会受到母爱的强力吸引，甚至
会仇视父亲，把这种敌对父亲而又不便于公开的情绪隐理在内心深处，有的儿童会
在这一过过渡期碰到障碍，我们面对的这个恐怖分子可能就碰到了这种障碍。不知
发生了什么变故，使他对母亲的违反常情的爱得以滞留、固定了下来，并且使他不
再相信他所蔑视的男性权威。由此可以推演出几种可能：他的母亲可能已经过世，
或者生活在遥远的异地，他是和比他年长、可以唤起他对母亲回忆的一个女性亲戚
一起生活。戳破座面，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与发泄，这或者意味着他对母亲的情欲，
或者意味着要割父东。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一切便都有了解释。一个正常人，即使
和爱迪生公司吵了架，也不会在纽约城到处放炸弹。由于罪犯在童年时代有碍于父
亲，不能把母亲的爱延伸发展，因而，耿耿于怀，产生了持续存在着的失望，也产
生了对权威的反抗。这两种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势不可挡地渲泄了出来。把这种
感情的曲折变化移放到另外一个警察局，正好和罪犯的犯罪行为吻合；16年来，他
固执地以为别人企图掠夺理应属于他的权益。表面上，他是在指责爱迪生公司，实
际上却是由于他对母亲的爱没有得到满足。这就产生了第九种可能：因为爱母亲，
他对别的女人不感兴趣，他是个单身汉，喜欢孤独，没有朋友，我甚至敢说他没有
吻过任何一个姑娘。”

　　“是不是同性恋？”一个警察问。

　　“不是！他没有朋友，也绝不去干不合适、不体面的事情。他对人缺乏热情，
但是彬彬有礼，对所有的人都一脸和气，因为他是偏执汪病人，一定要表现得完美
无缺。适才我说过他身材均称，现在我甚至进一步说，他可能很注意打扮，衣冠楚
楚。这是第十个可能。”

　　“您凭什么说他爱打扮？”这是刚才发问的那个警察。

　　“不凭什么。我只是试图想象出罪犯的人物形象。我在推理。一个偏执狂病人，
不管是在穿戴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典范的标准之下。”

　　接着，芬尼深长又按照自己的逻辑讲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恐怖分子住的是独门
独院，而不是住在公寓里，因为他要有一个不惊动邻居的僻静处所。

　　“第12种可能，”布鲁塞尔说，“他的问题在性方面。他的性冲动既然还未冷
却。所以他不超过60岁。还有，刚才我说过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我现在加
上一句；他是斯拉夫人。”

　　警察们眨了眨眼睛，听得更有了精神。

　　“使用何种凶器不是以国界来划分的。但是，众所周知，行凶用扼杀的手段在
地中海国家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为普遍。历史地看，使用炸弹和匕首一人流行
于欧洲中部，当然，全世界各地的凶杀案中都有使用炸弹和匕首的，然而，要是有
一个人同时使用两种手段，就说明是个斯拉夫人。这是第13个可能。”

　　“既然是斯拉夫人，就有理由认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14个
可能：他有规律地按时去教堂，因为他的生活习惯是有规律的。”

　　“罪犯的信封上分别盖的是纽约和西彻斯特的邮戳。他可能是在他的家和纽约
之间的某地发的信。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聚居着该地区的斯拉夫人。这位
有了第15个可能，他可能住在这个地区。”

　　布鲁塞尔大夫的推理纵然出神入化，却也提出第16个可能时犯下了一个错误。
在确定“炸弹疯子”患的是什么慢性病时，大夫有几种选择：癌、心脏病和肺结核。
大夫说，要是罪犯患了癌症，那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要是肺结核，那他可能早
就医好了，于是判断他有心脏病。大夫却忘记了，偏执狂讳疾忌医，根本不会找医
生看病。事实上，“炸弹疯子”患的是肺结核。

　　布鲁基尔的诊断结束了。

　　“您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芬尼探长问。

　　“向社会公开这16种可能性，大事宣传。我觉得罪犯愿意被人发现，长期地隐
性埋名使他越来越失望，为了从失望中挣脱出来，他需要刺激。应该向他挑战。向
他表明，我们的智力和他可以分庭抗礼。如果我的推理不对，他会告诉我，从而向
我们提供了情报，如果我说得不错，随便哪个邻居都会认出他来。”

　　“成功的希望只入百万分之一。”一个警察嘟囔了一句。

　　芬尼推开门，准备告别。布鲁塞尔大夫忽然又叫往探长，补充说：“还有一件
事，（大夫闭上了眼）我好象看见了罪犯……他衣冠楚楚，却不大能接受新的衣服
式样。你们抓获他的时候，他穿的应该是一件双排扣的西服，扣子全系得紧紧的。”

　　1956年圣诞节前夕，布鲁塞尔推断出的16种可能性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继
而又刊登在全美国的各种报刊上。

　　一时间，公众中掀起了波澜。警察局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打电话的人当中，
有报告哪里有炸弹的，有提供罪犯线索的，一切都要核实，都要查阅爱迪生公司的
人事档案，都要翻出几十年前的老帐。

　　一天夜里，凌晨一点钟，布鲁塞尔大夫家的电话响了；“这是布鲁塞尔大夫家
吗？”

　　“是。您是谁？”

　　“我是F.P.。您最好别插手，否则您会后悔的。”

　　说完，对方便挂断了电话。

　　F.P.接受了圣诞节的挑战。四天后，他又在一家图书馆和帕拉蒙电影院放置了
炸弹。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写信回答了。信是12月27日下午1时30分从西彻斯特发出
的：“我看到你们12月26日登在报上的东西。要我投降是荒谬的。不要糟践我的聪
明才智。还是把爱迪生公司拉上审判席吧！”

　　1957年1月10日，美国报纸要求恐怖分子对自己的不满进一步作解释。两天以后，
对方有了答复。

　　“我一辈子生活在贫困与清苦之中，到头来一无所获。我得到的只是辱骂。我
的遭际很好地说明了你们所谓‘美国社会制度之正义’是什么东西。我要让公众明
白它犯下了卑鄙的罪行。你们要我投降，莫非要我再一次付出牺牲么？谁是罪人，
是我，还是你们？F.P.”

　　人是健忘的。这以后，人们又好象放弃了“炸弹疯子”这个话题。过了一些日
子，一位妇女在查阅爱迪生公司二十年代的档案时，在公司与其雇员的纠纷部分中，
看见了工人乔治·梅泰斯基的卷宗。此人的情况和别人差不多，他受了伤，公司发
给了些钱，他嫌不够，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卷宗里存有本人的申诉信，这种信别的
卷宗里也有，所不同的，是他用了“卑鄙的罪行”这样的词，这位妇女显然被挑起
了好奇心，她抽出卷宗。认真地审阅起来。

　　1929至1931年间，乔治·梅泰斯基在一家工厂当发电机修理工，该工厂后来被
爱迪生公司兼并。1931年9月5日，锅炉的膛火喷出来，将梅泰斯基掀翻在地，公司
付给他工伤补贴，他经过医治，没有查出任何残疾，几个月后，公司在裁减人员时
将其除名。1934年1月4日，当他申请残废补助金未能如愿以后，他宣称自己患了肺
结核。

　　爱迪生公司的报告，认为梅泰斯基工作出色，一丝不苟，手脚麻利，遵守记律，
与人和善，品行优良。

　　人们又发现其它一些有意思的因素。梅泰斯基在锅炉喷火事故受伤时28岁，今
年44岁。他有一个波兰名字，信天主教，住在康涅狄格州。进一步的暗中侦查证明
他尚未婚娶。他和两个姐姐住在独门独院的一座房子里，两个姐姐一个叫安娜，一
个叫玛伊，都是独身，她们供给弟弟生活费用，还送给他一辆小汽车，梅泰斯基的
双亲早已亡故，他患有慢性病，没有工作。警方没有他的刑事记录。他身高1.75米，
重74公斤，邻居们说这一家人从不惹事生非，但和外人交往不多。梅泰斯基给人的
印象总是彬彬有礼。

　　“奇了，这和布鲁塞匝大夫说得一般无二，”警察决说，“得找这个人会一会
去。”

　　1957年1月22日星期一，四个侦探来到梅泰斯基家门前。这是一座四层楼的高大
别墅，外表阴沉，灰暗，镶有木柱的游廊多有残破之处，楼前是一个荒凉、却还失
事掇得干净的花园。侦探叩响了大门。里面亮了一盏灯，有人踮着脚尖，踩着吱嘎
作响的地板走了出来。这是乔治·梅泰斯基。他穿着一件褪色的睡袍，蓝色的眼睛
透过金边眼镜冷静地看着侦探们。

　　“晚上好。”他微微一笑，请四个不速之客进了房间。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您的笔迹吗？”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我这儿。你们以为我是‘炸弹疯子’？”

　　“我们恐怕并没有搞错。”

　　梅泰斯基只是哑然一笑。他仿佛漫无边际地发了一通牢骚，然后把侦探们引到
别墅后面的车库里：这是生产炸弹的车间，工具排列得井然有序。

　　“那么，是您了？”

　　“正是。”

　　“F.P.是什么意思。”

　　“费厄泼赖（公平的意思）。”

　　两个姐姐不知所措地哭着，喊着：“他不会伤害人的呀！”

　　侦探要梅泰斯基穿好衣服。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头发梳得油光，皮革擦得锃亮，
当然，还有更使布鲁塞尔大夫感到自豪的：“炸弹疯子”穿一件蓝色细条纹西装，
双排扣，三个扣子全部系得紧紧的。

truesam

获释后的乔治和他两个姐姐

archers

好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