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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古称干越,秦朝时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余干在鄱
阳湖的南岸,也算是个鱼米之乡。宋代诗人王十朋有一首诗:“干越亭前晚风起,吹入鄱
湖三百里。晚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图画里。”写的就是余干的风光。我家在乌泥村,
历史上归石口乡管。乌泥是个大村庄,有近千户人家,几千人口,村口有两棵几百年树龄
的苍劲古樟,村前的互惠河蜿蜒穿行,古朴的民居坐落在树丛之中,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村
庄。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父母都不识字,我上边有两个姐姐
。一个男孩的降生,给这个贫困之家带来了欣喜。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
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
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
当兵。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
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
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消息传到家里,祖母悲痛欲绝,日夜哭泣,时间一长,眼睛也失
明了。在“文革”中,有人攻击我,要我改名字。我说,你们不了解,这是我叔叔取的,“
官”是家里吃“官司”输了,“正”是兄弟一辈的辈分,没有想当官的意思。又有谁知道
,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桩痛心疾首的往事!
当时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大叔一家、细叔都挤在一幢很小的三间瓦房里。由
于贫困拮据,三世同堂难以维持,终于分了家。这房由爷爷奶奶和细叔住,我家和大叔家
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亲戚的一间半破屋住。后来妹妹又
出生了,全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
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
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
根了。”那种特殊照顾令我终生难忘。有一次,在床底下趴着时,突然发现墙角盘着一条
蛇,把我吓得要死,赶快往外跑,外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我成了惊呆的“落汤鸡”。至
今一想到那条蛇,还有些毛骨悚然。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
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
,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倒了圩,家里全淹了,日子异常艰难。把谷打碎,与糠米一起
加菜煮了吃,外加一碗没放油的咸菜,吃过饭后,胃里常常像刀割一样难受。后来米没有
了,只能吃糠拌菜,两天拉不出大便。父母着急,让我蹲着,母亲用筷子从我屁眼掏大便,
有时还要用水灌冲。后来,父亲买了一些麻油要我喝下,同时多喝水,才慢慢把糠屎拉掉
。真是不堪回首啊!
江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鄱阳湖边更是常常寒风四起。家里穷得买不起衣服,整个冬
天,只穿一条旧裤,没有袜子,几乎整天蜷在被窝里,特别是晚上起来小便,经常冻得牙齿
咯咯响。
(二)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
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对《千家诗》和《纲
鉴》,那时虽会背诵,但不解其意。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
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放学时,为
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
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
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
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
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学校管事的
人用秤称,问:“还多出五两半,怎么办?”我说:“那就给我几分钱吧。”第二天,我出门
时母亲问:“你到哪儿去?”我回答:“上学去。”母亲说:“没有钱啊,你怎么读?”我小
声说:“我有办法。”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
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
了五年级。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
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
学得也不差。
儿时我也有些调皮。有一次历史考试中有一个填空题:宋代哪个奸臣害死哪位民族
英雄?我搜肠刮肚都想不起来,心想老师什么题目不出,偏出个我记不住的,那我就写你的
名字。于是,我就填上“某某”害死了岳飞。老师非常生气,给我打了零分,说:“你太不
像话了,我是奸臣秦桧?”我回答说:“我记错了。”他更生气了,说:“你诡辩,不老实。
”我小声嘟囔:“就算这道题做错了,也应该给90分吧,其他都做对了啊!”老师一点儿也
不让步:“你污辱我,不这样,你改不了。”现在想起这事真后悔。记得在六年级,我与一
个同学打架,受到谭校长的严厉批评,罚我们到井里提水并抬回来,还说什么时候我们和
好了,就不用再去抬水。我们俩往井边走,我说:“今后我们莫打架,好吗?我们回去,不抬
水给他们吃。”这位同学说:“好。”我们俩抬着空桶回来,谭校长一看很生气,说:“你
们真坏,带一桶水总可以吧?”我说:“你不是说什么时间和好了,就不用抬吗?我们走到
井边就和好了。”其他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我还觉得很得意呢!
我7岁就开始放牛、锄草、犁地、耙地、割禾、车水,除扛禾斛、水车外,几乎所有
农活都会干。上学后,星期天和寒暑假都要帮父亲干农活。9岁那年,在殿嘴上耙田时,不
小心摔倒了,脚被耙齿割得鲜血直流,痛得死去活来。有个好心人把烟丝往洗净的伤口上
撒,用布包上。记得躺了好久,才忍住了痛,几乎是爬回家的。母亲看了,直流眼泪。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
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
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解放时,我家评的成分是贫农。土改时本来分给两间地主家的房子,父母考虑到我的
五爷爷因参加革命在琵琶洲被国民党杀害了,担心变天遭报复,商量后要了祠堂的牛栏,
把牛粪、杂物打扫干净就搬去住了。这个牛栏约十米长、三米宽,还有个小偏房,大概六
七平方米。小偏房的南墙和东墙是用拆了的旧船板钉起来的板壁,很难看,板缝大小不一
,大的可以伸进拳头。最别扭的是,我家偏房出口的东边不到一米,就是邻居家的厕所,而
偏房是我家做饭和吃饭的地方。每当我们吃早饭时,他就来拉屎,实在臭不可闻。几经交
涉,邻家就是不迁走厕所,找村干部,也不管。有一天,父亲忍无可忍,要拿砍柴刀去拼命
。母亲拽着他,大声喊我进去。我拉着父亲,哭着说:“你怎么这样糊涂,杀了人要抵命的
,家里就你这一个劳动力,以后我们怎么过?你下决心送我读书,我们家总有出头的日子!
”父亲软了下来,说:“旧社会受人欺侮,解放了还这样,日子怎么过?”这个臭厕所直到
我上大学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才迁到了离我家十多米远的南边。到我从清华大学研究生
毕业参加工作后,用落实政策补发的六百多元钱,把这旧房拆除,在前面盖了三间平房,总
算了却父母的心愿,弟弟找对象时才有了一幢砖瓦房。
住在牛栏里,被许多人瞧不起,使我最伤心的是一位亲戚对我母亲说:我的亲戚都住
好房,就你家还住狗跳得过的破房。母亲说:我们没有本事,有什么办法?她接着说:那你
儿子还读书呢!母亲默默承受着。我回来后,母亲哭着对我说:太欺负人了,人穷盐钵里都
长蛆,你要好好读书,为妈争口气。我听后,也哭了。
(三)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很高兴。上学前去村里开介绍信,村会计写道:吴官正
家贫农,生活比较困难。我说,你能不能写生活很困难。我家六口人,吃饭靠父亲一个劳
力,还要供养爷爷奶奶,经常缺吃少穿,这还不能说生活很困难?这个会计却死活不肯,把
我撵走了。
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它的前身是1923年创立的“玉亭初级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学校合并,成为余干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我带着一床破旧
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
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交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
。我饿着肚子与同村的同学吴振芳往家里走,深夜才到家。我对父母说:“学校停我的伙
食了,你们能否给我一点儿钱?”母亲说:“哪有钱?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卖些红薯再说
。”第二天,母亲提了一篮红薯,带着我去赶集,结果只卖了三角七分钱。我拿着钱往学
校走,到了钟山岭脚下,饿得实在难受,用五分钱买了一碗米汤圆吃。到学校把剩下的三
角钱交了伙食费。我想,这书看来是读不下去了,于是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
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
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
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
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
.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
,这样也能读下去。听同学说,你很穷,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快12月了,你还只穿一
条单裤,袜子也没有,手像鸡爪子。你读书用功,坚持下去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难过得
掉了泪,真是既温暖又心酸啊!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
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就说:“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饰拿
去,到亲戚家抵押,请他们给10元钱让你去上学。”说着母亲、姐姐、妹妹都大哭起来,
我很伤心。母亲实在不想把这些多年积存的宝贝拿走,但为了我上学,别无他法,只好硬
着心拿到亲戚家去换钱。结果把情况说了,人家还是不同意,我只好哭着回家。不记得村
里谁出了个主意,说村里开个介绍信,拿这些东西到县里可以换钱,于是我要父亲驾船送
我到县城去。涨水时的鄱阳湖烟波浩淼,风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挣扎。在湖边长大的我
,虽然经常走水路,在颠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着能继续上学的那一丝希望鼓励
着我,恐惧已不算什么,只愿小船快快驶向岸边。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些首饰在县银行卖
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
沧桑,人情纸薄,一想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
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
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
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记得初二下学期的一天,聂琼老师上代数课,我在书上给她画像,不知什么时候她悄
悄走到我身边:“吴官正,你干什么?你画谁呀?”当她看到画像边上写的“聂老师”三个
字,很气愤地说:“我就长得这么难看?”我强辩道:“老师,是你长得不像我画的。”聂
老师更生气了,怒气冲冲地说:“混蛋,到黑板前来,回答几个提问。”她出了几个题目,
我都做出来了。看难不倒我,又出了一个初三的题目,同学在下面叫起来:“老师,这个还
没学。”但我也做对了。聂老师消了气,说:“你懂也不要骄傲,你是班长,上课要认真听
讲。”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有的同学乱画人头像,也在旁边写上“吴官正长
得不像我画的”,我也从不计较。
读初中时,粮食很紧张,学校食堂早餐都是稀饭。一大桶稀饭,每人分三小碗,剩下的
每天轮一个组吃。有时太稀,一个人吃五六碗,上课不到四十分钟,同学们提着裤子往外
跑,边跑边叫:“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有的同学还编了顺口溜:稀饭稀,照见眉毛照见须
,三碗吃下去,个个成了饿死鬼。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
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家里太困
难了,上师范不要钱。”张老师说:“你自学能力强,今后会有发展前途,还是上高中好。
”先后谈了好多次,我都没松口。后来,刘周度副校长找我说:“吴官正同学,我们考虑你
有很大潜力,国家需要人才,学校已报请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阳中学上高中,
你班上就保送你一人。”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
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有时遇到困难,放一放,跳
过去往前学,再返回来又懂了,并把课本上的练习都做了。这年暑假两个月都在家自学。
1956年的暑天干旱炎热,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车水抗旱,我不去。爷爷骂道:“人家一
个儿子都去抗旱,你们两个儿子,都这么大,还不去帮帮忙,看你父母都累成猴子精了。”
我顶他:“你的父亲和你不是年年抗旱吗?怎么还这么穷?我不去,我要看书,我决不跟你
们一样!”爷爷没办法,说:“懒东西,没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爷爷说得对,父母可怜；
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学习,抓紧时间记,抓紧
时间领会,抓紧时间做练习。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四)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当时就是个有近60万人口的大县。鄱阳中学创建于1902年,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饶河河畔。这个学校不仅在上饶专区是重点学校,在全省也有些名气。
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
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
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
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
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
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
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
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积分
、概率论、复变函数和偏微分方程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
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不退
。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氯霉素。后来听说,孙校长是南下干部,找到县委书记
说:“这个同学家里很苦,学习成绩门门课满分,请求县委救救他。”这位县委书记批准
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
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这件事我终生铭记在心,没
有共产党,没有孙校长和县委
书记的关怀,没有医务人员的努力,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的爱人张锦裳是
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班主任薛番琛老师很喜欢她。我住院期间,薛老师常要她来看我。她
有时还带几个包子给我吃,我很感动。我学习好,她很佩服。我家穷,没有什么衣服,一身
衣服穿好多天,也没得替换。她同情我,有时接济我一两块钱用。出了院,我觉得她真好,
就想同她谈对象,她没同意,也没拒绝。高三时的一天,她说:“人是会变的,你今天对我
好,今后未必。”我说:“不会……”
快高中毕业了,要填报高考志愿,我对班主任说,我报北大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天
文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力学系。薛老师却说:“建议你第一志愿填清华大学,学工科
有些体力劳动,你体质弱,这对你有好处。”结果,我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大学。当时张锦
裳和另一个同学张淑文劝我不要报考清华大学,担心考不取。我说:“就要报,清华大学
总要招人,我一定能考取。考不上,就回家种田。”张锦裳对张淑文说:“没办法,他这人
太倔,随他去。”
真是不幸,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学校请医生给我
打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
回去休息。”考物理和化学时我也发高烧,都是靠医生打针才坚持下来的。现在想起来,
当时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
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张锦裳。她也很高
兴,不过又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
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五)
清华大学是考上了,愁的是到北京去的路费。我找到村里,了解到我家秋季可以分得
24元钱,要求提前给18元。村长说要向乡长汇报。我找到乡长,提了这个要求。他想了一
下说:“不行,你没钱可以不读呗。”当时我几乎气炸了,但没做声,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泪
。后来张锦裳的大哥给了20元、细叔给了18元、高家姐夫给了8元,总共46元,准备从鄱
阳坐轮船到南昌,再乘火车上北京。出发前,我同张锦裳到学校去辞行,在校门口遇到杨
辉副校长。他说:“你来得正好,你为学校争了光。你家困难,上饶专区教育局给学校50
元钱做困难学生的路费,决定给你20元。”我高兴极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去会计那
里领了钱,又去教务处领了毕业证书。发毕业证书的老师说:“真是人不可貌相,你土里
巴叽的还能考上清华大学,看不出来。”我笑了笑,想到还有那20元钱,点了点头出去了。
从南昌到北京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只能打听。到南昌火车站一问,才知道没有到北
京的直达列车,坐慢车要两天两夜,票价是13.6元。慢车站站都停,到汉口转车时,已经坐
得头昏脑涨。我走进一家餐馆吃饭,看到红烧鱼七角八分一盘,就要了一盘,还以为是最
便宜的,哪知吃了一会儿,再往黑板上看,傻眼了,这是贵的,其实一角二分或二角钱的菜
也有。当时心里真后悔,嘴里也没味了,鱼也吃不下去。坐了一会儿,就离开餐馆去排队
等火车。
在火车上一直坐着实在太难受,就在一个长座位上躺了下来。有旅客来问,有人吗?
我回答没有,并起身让出座位。那位想坐在我旁边的旅客把东西往行李架上放时,我抬头
看了一眼,结果他拎起包就走了。我心想,他一定把我看成小偷了。我上穿一件土布衬衫
,下穿一条毛士林短裤,没洗脸,没洗脚,身上有股酸臭味,也难怪别人这样看我。我倒觉
得蛮好,来一个旅客问,我就看他的包,人家马上就提包走人,让我睡了个好觉。
9月8日,到了北京前门站,天气有些冷,接站的同学很热情,拿了一件旧大衣给我穿,
说先报到,还问我带了多少钱和粮票,我说:“80斤粮票,钱只有一点儿。”的确,我连过
冬的衣服都没有,只有一件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一条长裤,一双布鞋,一床父母床上的旧被
子。同学们很好,说你是从农村来的,没关系,给你发10天的伙食票。
学校很棒,给了我甲等助学金。由于高等数学已自学到大学三四年级的水平,因此学
习一直很主动,成绩也好。
入学不久,开始分班,我分在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二班。班上共21人,戴眼镜的
不少,大多穿得像模像样,而我又黑又瘦,衣服又旧又不合身。当时辅导员吴荫芳老师要
我当班长,我说:“不当,能否当个团支部委员?”吴老师问:“为什么?”我想到高中被整
的痛苦经历,脱口而出:“我不想整别人,也不想挨整,当个团支部委员挺好。”吴老师哈
哈大笑。他很有涵养,真的提名我当团支部委员。心想今后自己不会再被整了,很是得意
。大学三年级时,我被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与同学关系处得都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
,思想“不太进步”的,都同我谈得来。在大学六年中,我没有整过一个同学。全班同学
在“文革”中和后来,也没有犯错误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同学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年是国庆十周年,学校组织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我心情非常激动。9月30
日,全班同学每人发一斤八两干粮,下午六时出发,走到五道口车站,等了约一小时,再乘
火车到西直门车站,又排队步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才到王府
井大街百货商场附近休息,此时干粮已吃掉了一斤,口渴就喝自来水。八点多钟,队伍又
开始移动,在东长安街边第一次看到坦克、大炮、重机枪,十分兴奋。不到十点,林彪开
始检阅部队。阅兵结束后,接着游行。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城楼时,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
,我们大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那时的热情、激情,真是情不自
禁。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走到西四停下来休息,吃干粮,喝自来水,只剩下两个包子留到晚
上吃。下午六时左右,队伍又返回到天安门广场跳舞,看放烟花。我从来没跳过舞,女同
学拉着手教,实在不好意思。大家都在跳,就数我跳得最蹩脚。晚上十点多,人群逐渐散
去,我们又回到西直门,乘火车返校。到学校时,已是10月2日的凌晨。
北京的冬天来了,寒风刺骨。我上身穿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下身穿一件绒裤,脚上还
穿了袜子,尽管天很冷,却很满足。每天六点之前起床,洗漱后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里面
塞上咸菜,一边吃一边走,去教室占位子。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年长的大多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之类的帽子,有这样
那样的所谓“政治问题”,年轻老师中也有右派,还有苏联老师。老师们上课都很认真负
责,书教得实在太好了。有一年过春节,我约班上几位同学去看方先生和宗先生。宗先生
说:“你们来了,我是右派,你们知道吗?”我说:“听说过。我们来给你拜年,你是先生,
你的书教得很好。”师母很高兴,忙着拿糖果给我们吃。
生活困难的那几年,学生每天粮食定量一斤一两,早餐三两,中晚餐各四两,油和肉定
量都很少,连蔬菜也是每天定量供应的。年轻人饭量大,肚子里又没油水,经常饿得难受,
我脚脸都浮肿了。为改善学生的营养,学校从北大荒搞了些大豆,一个月分给我一斤。
大学二年级时,还是选我当了班长。这年春节,学校宴请留学生,我被指派作为中方
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宴请和联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得那么好,也是第一次喝红葡
萄酒,十分开心。我没有尝试过自己的酒量,不知道葡萄酒也会醉人的,一口就喝了大半
杯,不到几分钟,就觉得头昏脑涨,天旋地转。在回宿舍的路上,吐得精光,事后想起,后悔
不迭。如此一顿美味,吃进去又吐了出来,确实可惜。
在经济生活困难时,同学们对食堂很有意见,换了几个人都没办好,系领导决定让我
代表学生去参加食堂管理。我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作了许多改进,伙食也有些好转。半
年后因营养不良,身上浮肿,组织上要我回去休息,我没有同意,最后到底还是挺过来了。
1961年冬天,晚上常饿得肚子痛,有时爬起来喝自来水。在同学议论毕业后干什么时
,我说:“说心里话,只想到北京饭店端盘子,人家吃剩下的,我去扫盘饱吃一餐,就心满意
足了!”同学中有人说:“你还是团支部书记,讲这样的话?”我说:“肚子比思想过硬,有
什么办法?”大家都苦笑。大雪纷飞的时候,同学们都很高兴,盼来年农业丰收。我说:“
瑞雪兆丰年,粮食翻一番,八月十五大会餐。”同学们都乐了。
由于自己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一年多之后,经组织审查,认为我品学兼优,符合
入党条件。1962年3月21日,由高成、米盈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
后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在北京读书的几年间,家里生活很困难,主要靠张锦裳每月26元的工资来维持。我每
两年暑假回去一次。弟弟上学、结婚的钱和我从北京到家乡的来回路费都是靠她解决的
。她十分节俭,很不容易,又要教书,又要带孩子,还有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次,她要我母
亲给些布票,帮我买两件绒衣。母亲说:“官正在毛主席身边,还会冷到他?如果是你要,
我就给你。”母亲没文化,她的话也可以理解。
1964年,奉上级要求,在指导老师带领下,我们七位同学去上海合成橡胶研究所,帮助
02车间解决聚四氟乙烯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问题,然后再写出毕业论文。同学们分了
三个组:裂解、精馏、聚合工段。我和郭树清分在聚合工段。那时聚合常因测量滞后,反
应迟钝,引起聚合釜爆炸,迫切需要解决快速温度测量和聚四氟乙烯单体储罐的液面测量
问题。这单体沸点很低,找遍资料没有记载。我跑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在一本物理化学
书中得到启发。又听说武汉化工研究所生产全氟三丁胺,我设法买来,设计了一种液面计
,按物理化学方法进行校正,终于获得成功。郭树清研制出的小惯性热电偶也很成功。这
两项技术用在聚合工段,不但不再发生爆炸,而且聚四氟乙烯的质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这时裂解、精馏工段的测量和控制问题也都解决了。对此,研究所评价很高,学校很重视
,上海市化工局领导也很高兴。我们在上海待了八个多月,各自写出了毕业论文,作为绝
密资料存档。后来还为四川晨光化工厂设计过测量和自动控制系统。
这年3月,我爷爷去世了,享年83岁。我很思念一生贫困可怜的爷爷。
还是3月,全国研究生考试,我没有报考。5月初,清华大学党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校
参加5月20日的研究生补考。我只好听组织的话,回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被录取了。我当
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考虑家里太穷,想早一天参加工作；另一方面又为考取研究生感到
高兴。
1965年大学毕业前,校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领导接见了我。我作为优秀
毕业生,获得蒋校长颁发的奖章和证书。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当年第15期以
“清华大学量五班上海毕业设计队”署名,发表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毕业设计工作》
一文。清华大学学报还发表了文章:《迈进在红专大道上——记动力系优秀毕业生吴官
正》。
读研究生期间,指导老师是在英国留过学的方崇智教授。他开了五本书的单子,其中
三本俄文、两本英文,给的题目是“氧气顶吹炼钢的测量和控制”。最难的是热电偶的
保护套管不过关。我到卢沟桥附近的耐火材料厂去调研,从资料中得知氧化锆套管耐高
温、耐腐蚀,我设计了套管,用上后,寿命提高了好几倍。
不久,学校决定让我去延庆参加“四清”运动。蹊跷的是,头一天发的一个月46元助
学金,放在枕头下面,第二天一看只剩下6元。我心里又气又急,就叫工作队队员小连到商
店给我买一斤饼干。给了他一元钱,他用了六角四分,还剩下三角六分交给我。正吃饼干
的时候,蔡祖安队长看到了,说:“吴副队长,怎么一个人吃起饼干来了?”我说:“这个月
学校发的46元助学金,40元不见了,心里不舒服,要小连买一斤饼干补补身体。”他“啊
”了一声走了。我想,全让人家拿去了还不是一样过?真是阿Q精神,自我安慰。
在延庆县古城村搞“四清”,十分辛苦。按照规定,我们都在老乡家同吃同住。最难
受的是吃饭。那时老百姓很穷,收入很低,伙食很差,常常吃不饱。塞北的冬天十分寒冷,
一个冬天没有抹过澡,生了一身虱子。到1966年开春,把里面的衣服脱了,用开水泡,上面
一层虱子。这时身上奇痒,才发现头上、眉毛上都长了虱子。真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啊!
有一次,蔡祖安队长回市里去了,县里通知开工作队领导会,我骑自行车去了。中午
每人发三个大馒头,半碗红烧肉,半碗咸萝卜干,我又买了三个大馒头,全部吃下去了。过
后不久,嘴里发干,就拼命喝水,胃胀得难受。下午开会时,我坐不下去了,频频往厕所跑,
想吐又吐不出,想拉又拉不出,实在难受。到晚上未见好转,嘴里流涎水,整夜没睡好。第
二天早上只喝了一碗稀饭,便骑自行车回到古城村。
没过几天,又发生了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县里办公室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工作团领导
要来古城视察。我问要不要在老乡家派饭,他说不用麻烦老乡。正午时分,来了三辆小车
。一下车,县里来的领导说:“小吴,你去拿两瓶开水来。”我答应“好”。我提来开水,
见桌子上摆满了茶蛋、油饼、包子,真希望也让我吃点儿,但没让跟着吃,很不是滋味,心
想:要求我们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和老乡过的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还说不要麻
烦老乡,全是鬼话,两面三刀!他们走后,我说:“同志们,我们也别麻烦老乡了,明天到养
猪场搭伙去。”大家都同意,生活大有改善,后来每说到“不要麻烦老乡”,就引得大家
哈哈大笑。这件事几乎影响了我一辈子。当领导的一定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不久,我返回学校,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后来“文革”开始,学校乱哄哄的。1968
年4月,我被分到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文革”结束后,学校才补发了我的研究生毕业
证。
(选自吴官正:《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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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9 10: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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