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谈股市

万得福

　　最后讲一下股票的问题。我主要讲政府应该采取的立场。今年股票价格暴涨是不正常的，深圳的股市从年初的950多点，最高涨到了4000多点，后来回落一点，现在还是4000多点。上海的股市原来500多点，现在突破了1000点，成倍地增加。深圳一天的股票成交额190亿元，上海是108亿元。香港是多少呢?香港是全世界有名的几个大股市之一啊，它一天的成交额才102亿港元。我们深圳、上海的成交额都超过香港了，能想象吗?香港股市的市值现在是4万亿港元，比大陆股市市值高十几倍，但是大陆股市的每日成交额比香港股市还多，这说明大多数股票每天都在那儿倒手，这个投机性太大。

　　对股市要采取非常认真的、慎重的对策方针。经过多次研究，提几条要求：

　　第一，政府不干预股市。政府不要干预股市，也不要出台影响股市的各种政策，包括税务、贷款等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要按照证监会发布的通知、规定来办事。

　　第二，“各人的孩子各人抱”。就是这些国有大公司该谁管的，谁把它们管起来，不能再去推波助澜了。

　　第三，切断银行跟股市的联系。许多国家的立法对此都是非常严格的，不能拿银行贷款去炒股票。所以，前些时候我们抓住两个典型，一个是工商银行合肥市分行，一个是中信实业银行济南分行，拿一两百亿元去炒股票啦。把这两个行长免职、记大过。就这个事我们专门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坚决惩处违规行为，自觉维护金融秩序》。我在那篇社论里面加了一句话，从现在开始，如果还有人利用银行贷款资金炒股票，一律撤职，为以身试法者戒。对《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香港的报纸都很重视。此外，我们要加强宣传，使股市规范化，股民要有风险意识。

　　(节选自《在一九九六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96年11月24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

　　关于股票市场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那时上海的股票市场比香港地区的发达得多。新中国成立后，把它关闭了，成为禁区。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股票?邓小平同志说，可以试。1990年12月，在上海成立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在上海当市长，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同时又成为企业效益的一个晴雨表，谁的效益好，谁的股票价格就高。

　　特别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多，不满足于存在银行里，总是要寻找出路。不搞股票，照样会出现“地下钱庄”、买彩票、赌博，什么都有。买股票是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式，有好处。现在外国的股市对社会稳定没有什么影响，通过基金的管理方式，把社会上的游资都吸引过来。但是，股票也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不成熟阶段。这几年我们发展股票的历程是三起三落，一下子上去，一会儿下来。股民没有风险意识，政府对股票的监管力度也不够。

　　邓小平同志当初就讲过，股票可以试，不行就关。现在关是关不了啦，城市人口差不多40%都进入股市去了，怎么关呢?今年4月份之前，股市比较平稳，4月份开始升温，9月份后暴涨。香港股市排在世界前几位，一天的成交额也就是108亿港元;它的股票流通市值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0倍，也就是说，它有4万亿港元，我们的股票流通市值只有4000亿元，但今年12月份一天成交量最高峰达到350亿元，相当于香港的3倍以上。这说明股市投机性很大，一些“垃圾股”，根本没有什么效益，都炒成七八元一股。为什么暴涨?

　　大家都认为，香港“九七”回归之前，政府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去;否则，政府的面子不好看。以为买股票就必赚，因此今年9月份后新的股民进入得比较多，几个月的时间增加了800万户，现在有2200万户股民。我们算了一下，假定一家有4口人，这个股市就涉及8800万人了。大概有近40%的城市人口与股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牵动人心啊。

　　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因为世界股票市场是有规律的，有涨就有跌，暴涨就暴跌。我们也担心在什么时候跌。我们本来是采取不加干预的态度，但这几个月以来，看到这种危险的趋势，大户操纵，银行的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股民们盲目地跟风，新闻媒介推波助澜。因此，这几个月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香港报纸评论说是下了“十二道金牌”。我们撤掉了两个银行的行长，因为他们拿信贷资金炒股票。

　　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目的就是提醒股民现在股市过热，风险很大，但毫无效果。香港报纸说，股民只看到“九七”香港回归的利好消息，别的不管了，无论怎么警告，他们都无动于衷。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这时候，我们不能不讲话了，于是发表了一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让中国证监会同志起草的，实际上是讲了三个道理：第一，这个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第二，股票市场是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人能把股市托起来。第三，股市风险自负。

　　赚了钱你多得，赔了钱你自赔，政府管不了。现在股民的风险意识不如新中国成立前，那时的上海股民赔了钱就往黄浦江一跳了事。现在赚了钱的一声不吭;赔了钱的找市政府，砸市政府的玻璃。现在不警告他，将来出了事怎么办?因此，我们认为《人民日报》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得正是时候。当然，我们估计这篇文章一登，股市也可能全面崩溃，一落到底，那也是不好办的事。因此，我们在此之前先建立了一个涨跌停板制度，这是国际惯例，但并不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股票一天上涨或下跌的幅度不能超过10%，现在看来，这个制度提前建立是有好处的，要不然这个星期一就是“黑色星期一”，一垮到底了。当时，没有想到这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作用有这么大。“十二道金牌”股民都不理呀!这篇文章一登出，星期一早上一开盘，股票一下全部下跌10%。要是没有这个10%的限制，就全部掉到底了，这种情况我们预料到了。但是我们也考虑到，炒股的很多是新股民，拿的是退休金、保命钱炒股票，这样一下子化为灰烬，也不太好。因此，我们决定在星期一的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发表中国证监会发言人的谈话，做了些解释工作。我们发现所有的外国评论，还有香港报纸的评论都是正面的，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用心良苦，无可厚非，不可求全责备，采取这个措施是必要的。第一天跌百分之九点几，第二天又跌了百分之九点几，但成交额第一天是20亿元，第二天就达到80亿元。成交额上去了，我们就放心了。既有人抛，也有人接，还有人进来。第三天的情况就更好了，股市反弹了，成交额是180亿元。直到第三天晚上，我才睡着觉。以后几天，股市有升有降。我估计问题不大，有惊无险。

　　今后股市再涨、再跌，不能怪我，我已经把股市的风险讲得清清楚楚，你赚钱不告诉我，赔钱来找我，这有道理吗?现在外边又在谣传，政府会托市。香港《明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写得很好，题目是《谣言止于智者》。这篇文章说，《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刚说政府不会托市，现在又开始托市?朱镕基不会笨到这个程度，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宣布不托市，还托什么市?政府不会管的，股民自己投资，自己承担风险。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后，各种信息反映上来，根本没有跳楼、打碎玻璃的事，没有激烈行为出现，说明中国的股民也在成长之中。对这件事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中央也作过决策，当然要关心人民的利益。这不能叫行政干预。总之，这件事情，我们是做得对的，对今后股市的正常发展是有利的。

　　(节选自《关于宏观经济和财税工作的几个问题》1996年12月20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