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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建龙（行者，自由作家） 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总结世界上国家转型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由于最近几年最大的教训来自于中东的阿拉伯革命，所以我对该地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访问学习，但学习的结果却让部分人士失望。我的结论是：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革命抱有深深的疑虑。 但是，为什么革命不一定有好结果，却有如此众多的革命发生？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革命不得不发生，是被前政府逼的。 一般来说，要发生革命的地方往往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维稳式的警察国家。第二，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已经养不起维稳机构（特别是警察），只好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长期的死寂，如同铁板一块，仿佛没有尽头，但突然间，铁板绷断了，让人们目瞪口呆。 这是一场脆断，使得人们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应，不仅让统治者狼狈下台，还害得社会陷入混乱，于是，整个社会为独裁政权做了陪葬。 我们可以从阿拉伯革命的首发地突尼斯，以及革命的高潮地埃及，去看一看这两个特征如何让一个国家陷入革命和混乱的。 突尼斯的脆断和拯救
时间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这一天，突尼斯Sidi Bouzid市的一个蔬菜水果小贩 、26岁的Mohamed Bouazizi在早晨时，还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八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Bouazizi之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这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惊天变局，革命爆发了。 但是，如果仅仅追究这件事本身，人们却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一场普通的执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此，我们回顾一下案情。 这天早上，一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 Faida Hamdi（注意，她是女性，不是暴徒）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Bouazizi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而这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Bouazizi没有这个证件，Hamdi按照规定扣押了Bouazizi的蔬菜水果。据称，为了进货，Bouazizi花了200美元。 Bouazizi之前曾经被抓过一次，那一次，他依靠行贿给了警察约合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货。这一次，他还想按照上次的办法来做，可是或许是因为嫌钱少，或许是为了秉公执法，Hamdi拒绝了他。 Hamdi的大公无私招来了小贩的反抗，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也可能有肢体冲突，但不确定），随后Hamdi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Hamdi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Bouazizi还是不死心，这一次，他跑到了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还是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 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Bouazizi却连200美元都不剩，他自杀了。这种自杀到底是一时钻牛角尖，还是的确舍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错了，还是小贩错了，不同立场的人仍然可以争论，但是，革命却等不及争论的结果，突然间爆发了。 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执法事件如何会演化成一场革命呢？这要从突尼斯的政治结构说起。 在Bouazizi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在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也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统治者Ben Ali已经执政了20多年（从1987年开始）。Ben Ali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在他的任上，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问题出在Ben Ali的维稳思路上。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暂时闭嘴，等突尼斯经济搞上去了，成了发达国家，那时反对派再想说啥就说啥吧。不过，按照Ben Ali的观点，到时候突尼斯就没有反对派了，因为社会发展得这么好，人人都为突尼斯的成就唱赞歌还唱不完。 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Ben Ali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任何一个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必须要建立一支超强的警察队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 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出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这种以罚养警的做法，必然产生一定的操作空间。我之所以说“操作空间”，不说“腐败地带”，是因为警察可以不明着腐败，也照样获得灰色收入。 警察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缴钱的项目多。这样一来，警察就可以将腐败所得变成“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或者罚款，这就让几乎所有的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状态，而警察可以“合法”地运用权力来获得收入了。 当然，直接腐败也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警察国家的确可以让警察“合法地获得非法收入”，甚至比腐败获得的还要容易还要多。 Bouazizi就死在了这样的合法没收之中。甚至到他死时，政府还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 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的超级稳定。 可是，一旦人们对于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发出来，就会立刻席卷全国，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断）。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脆断呢？ 答案是：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在突尼斯革命后，幸运的是，Ben Ali虽然是个独裁者，在任时却给反对派留了一条生路，镇压而不灭绝。许多较为成熟的反对派虽然失声，却依然存在。另外，工商业和法律阶层也有较为独立的地位，所以，经过了革命后几年的混乱，在成熟反对派、工商界、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算是暂时稳定住了局面。不赶尽杀绝，这也算是Ben Ali对突尼斯的一个贡献。 在突尼斯之外的其他国家，则缺乏这样的幸运。 埃及的循环往复
我们往往认为，埃及革命是一种传染的结果，也就是革命从突尼斯传染进入利比亚，再传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 但实际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种内生的行动，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早就隐藏其中，而爆发的导火索，也是维稳的警察们。 在埃及，最著名的受害者是青年Khaled Mohamed Saeed。2010年6月6日，Saeed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Saeed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警察把他的双手拧在背后，把他的头往石头上、铁门上、台阶上死撞，将他的头撞烂。有两个医生路过赶快施救，却毫无希望。就在医生试图救人的时候，警察还在继续击打着Saeed已经死亡的躯体。 到底为什么要抓捕Saeed，是一桩迷案。根据警察的声称，之所以抓他，是因为他涉嫌偷窃和携带武器（不是嫖娼），但这个指控是有疑问的。 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嘴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 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他们是法律之外的上帝。 埃及的安全警察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在于他们是穆巴拉克总统离不开的打手，已经和独裁政权牢牢绑在了一起。 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 但是，埃及的财政状况比突尼斯还要糟糕。为了赎买底层人民的不反抗，政府拿出大量的钱财来补贴穷人，供给他们廉价的食品和用品。同时，穆巴拉克总统的家族和盟友、军队的头目们又分走了很大的一块饼，剩下的饼还要用在和以色列的斗争上。 与前任总统相比，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减少财政开支，比如，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节省了一大笔军费。 但是这笔节省出来的钱转瞬间又用在了内部维稳上，安全警察队伍的不断膨胀，使得总统还是养不起。到最后，穆巴拉克也采取了与突尼斯同样的措施：允许警察们自己找食吃。 结果，警察们立刻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组织黑社会化。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Saeed死亡之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安全感。于是，Saeed的死亡就成了一个反抗的契机，这个青年死亡的照片传得到处都是，一个名叫“我们都是Saeed”的运动随之兴起。 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 恰好此时，突尼斯小贩Bouazizi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鸣，于是，脆断终于发生，革命开始了。 革命最初，人们是希望发动针对于维稳机构的大游行，目标不是指向穆巴拉克总统，而是指向了警察，要将这个维稳机构砸烂。但是悲惨的总统却发现，自己的政权已经无法和警察相分离了。他无法充当中立的角色，因为他就是警察们的大老板，警察的一切所作所为，要么来自于他的授意，要么来自于他的默许。 而人们也迟早会意识到，要想反对警察，必须把目标转移到对政权和总统的反对上。就这样，穆巴拉克总统稀里糊涂地因为几个屁民的死亡而下台了。 更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同，这个国家缺乏成熟的反对势力，工商阶层也不够发达，商人们和政府捆绑过紧，当革命推翻了现政府之后，埃及立刻陷入了无法组织起有效行政机构的困境。 当人们对混乱厌烦了之后，又将另一个与穆巴拉克类似的人推上了台，西西总统按照穆巴拉克模式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 从这个角度说，埃及的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只不过又开始了另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仍然以维稳为目标，但必将以脆断为结局。 乌托邦里的维稳
谈完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我们试着再进一步，设想一个虚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皇帝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并钳制舆论，防止人们反抗。 但是，这个国家与埃及和突尼斯不是一个等级的，它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如此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 由于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以下的论述只是基于假想之上。 首先，这个超级国家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 但是，这个超级国家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 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阙值。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 最终，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实际上，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走在了脆断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经接近终点，有的还需要等很久。正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很多执政者抱有侥幸心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或者：我不当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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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3 22: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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