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泽东最郁闷的一件事

宫本武藏

主题：1965年：毛泽东最郁闷的一件事(图)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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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百锶

卜算子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看到这首诗，我们且不论作者何人，就能够看出写诗人的心境。特别是“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这两句，性情所至，把一种郁闷的心情刻画的淋漓尽致，我们甚至能够想象到作者写诗时目定唇翕，面作青色这样的景象。使读者能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受，可见，写诗的人一定非同寻常，一般文人骚客难以匹敌。

说到这里，就没有什么关子好卖了，此诗词的作者正是毛泽东。诗词的全名是：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成诗时间是1965年12月。其实，熟悉这首诗的人不在少数，文革初期，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中就传抄这首诗。更有人因毛泽东这首诗激发起了支援“世界革命”的豪情，翻山越岭，去了越南、缅甸，极个别的人走得更远，去了马来西亚、泰国，但红卫兵们的足迹始终没有能够踏上艾地的故乡－－印度尼西亚。到是在艾地遇害以后，艾地的两个女儿离开了祖国，为缅甸共产党所收留。如今，缅甸共产党也烟消云散，艾地的后人流落何地不得而知。

讲到艾地遇害，就不能不说1965年印尼“9·30事件”；说起印尼“9·30事件”，就不能不涉及印尼和中国六十年代初期的亲密友好关系。

印尼和中国六十年代初期的关系到底好到什么程度？这里仅举一个例子：1965年1月10日，印尼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退出联合国（1966年9月重新加入）。表面的理由是联合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是表明要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因为那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大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印尼政府以退出联合国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可以讲，印尼的这一举动是把自己看成了中国的“盟国”。那时，印尼的总统苏加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于美国的憎恶溢于言表，对于中国的友好也已经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苏加诺总统得到了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作为回报，苏加诺总统也让印尼共产党放手发展。那时印尼共产党是国内第一大党，号称有三百万党员，遍布印尼党政军各个部门，苏加诺总统身边也不乏共产党人。这里要多说一句，当时许多印尼华侨也加入了印尼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在中苏两党交恶后，他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包括艾地，频繁访问中国。那时，中国共产党以无私支援世界各国共产党为己任，但有一个最大的前提，那就是这个党不能够是“修正主义的党”，既不能够走所谓的“议会道路”，一定要在本国坚持“武装斗争”。这无疑是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一种表现，印尼共产党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准备在国内“武装夺取政权”。最终，印尼共产党深受其害，遭到了灭顶之灾。然而，最为悲惨的是印尼华侨，他们受到了双重打击。一方面，印尼军方以“清洗”共产党为名，对华侨泛捕滥杀。另一方面，开始实行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严禁华人参政、办学、办报，对华人进入经济领域实行歧视性限制和税收。印尼政府长期的“种族歧视”，造成了印尼人对华人普遍的憎恨和蔑视。直到今天，印尼华侨仍是印尼极端分子和暴民发泄不满、诉诸暴力的直接对象。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在中国印尼关系十分友好的时期，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承认印尼华侨拥有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印尼国籍。这个决定对印尼华侨至今仍有巨大影响，使他们在受到迫害时失去了向祖国求援的着力点。

什么是“9·30事件”？比较详细的讲就是，印尼共产党党员、苏加诺总统卫队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激进的中级军官，感受到了军队高级将领对印尼共产党势力在军队中日益做大的不满，他们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军队领导权。事先，翁东中校并没有通知印尼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艾地，更没有告诉苏加诺总统。 1965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的卫队翁东中校宣布发动“九三Ｏ运动”，10月1日凌晨，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和纳苏蒂安等7 位将领的住所，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首的6名将领，并把他们带到哈利姆空军基地。

早晨6时左右，苏加诺总统听到了有关雅加达出现“不正常事件”和纳苏蒂安等将领被袭击的消息，匆匆回到独立宫，途中因独立宫被来历不明的军队所包围，便改道去他另一个妻子哈尔雅蒂夫人的家暂避一避。但苏加诺总统感到在这里呆着并不安全。因此，总统接受奥马尔·达尼空军司令的劝告，决定去哈利姆空军基地。此时，哈利姆空军基地已成为“九三Ｏ运动”的司令部。艾地也被护送到这里，以指挥共产党参加“九三Ｏ运动”。

上午7时，翁东中校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他已粉碎印尼“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并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时，印尼共产党也仓促行动起来，成立起民兵组织，协助“九三Ｏ运动”。然而，翁东中校等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们忽略了印尼精锐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

听完翁东中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新闻广播后，苏哈托便立即召开陆军战略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会议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操纵了这次“政变”。这次会议结束时，已是上午10点。苏哈托便同海军司令、警察总监和空军司令联系。苏哈托向他们阐明他对形势的看法。并通报说，因雅尼中将被绑架，为了防止陆军领导出现真空，他已暂时接管陆军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他即向各军区下达命令，要求各军区控制局势，并接受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的命令。

苏哈托决定首先夺回印尼共和国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苏哈托决定傍晚发起进攻。在这之前，翁东中校的“革命委员会”反复地重播有关对一些将领降职的决定和 “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阵容。可以说，这个“革命委员会”成员几乎都是印尼共产党党员。傍晚时分一到，苏哈托便命令赫鲁上尉和乌利普上尉率兵分别攻打电台和电报大楼。这两支部队顺利地夺回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翁东中校指挥占领电台的部队没有抵抗，逃之夭夭；而电报大楼是由印尼共产党的人民青年团守卫，他们误认乌利普上尉率领的部队是他们的自己人，结果被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的武装。那天晚7点，电台播放了苏哈托事前准备好的向全国人民的讲话。苏哈托说，1965 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在雅加达发生了“九三Ｏ运动事件”。以翁东中校为首的一伙人发动政变，绑架了以陆军司令雅尼中将为首的6名将领。同时，他宣告苏加诺总统阁下安然无恙。苏哈托说，军队已经重新控制了局势。陆军领导权暂由他接管。各军兵种司令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决心消灭自称“九三Ｏ运动”的反革命运动。

苏哈托的陆军战略司令部的部队首战告捷，接着，准备攻打哈利姆空军基地。苏加诺总统的副官班邦从哈利姆空军给陆军战略司令部去电话，告诉苏哈托说，总统已于晚11时30分离开哈利姆空军基地。午夜，万籁具寂，这时准备就绪的苏哈托的部队开始向哈利姆空军基地挺进，攻打这个基地。在哈利姆基地同空军部队发生了短暂的小规模战斗。
哈利姆基地的战斗打响之前，翁东中校早已不在那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也已乘空军的飞机飞往中爪哇日惹。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及其家属受到苏哈托总统的保护，在茂物宫内避难。夺回哈利姆空军基地战斗的胜利，标志着翁东发动的“九三Ｏ运动”政变的失败，提高了苏哈托将军军中的威信。这位不知名的将军的名字一夜之间便传遍了整个印尼。

1965年10月11日，“九三Ｏ运动”的领导人翁东中校被捕，被送到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在从哈利姆空军基地逃往日惹后，11月22日在军方的一次追捕中被打死。

1965年12月，反对印尼共产党的行动，在苏哈托的怂恿和支持下，发展到新的高潮。与此同时，政变右翼军人又制造出“共产党受到了北京的支持”的证据，并发展到派军队搜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最终导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印尼各大学，特别是雅加达大学各校园里都沸腾起来，他们的斗争矛头由反对印尼共产党开始指向苏加诺总统，一些暴民也开始攻击印尼华侨。

1966年2月21日，苏加诺总统被迫改组内阁，但被煽动起来的学生不满改组，继续示威。当时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队伍想冲进独立宫，警卫人员被迫开枪打死一名学生，这引起学生抗议示威更加高涨。苏哈托借此压苏加诺总统全面取缔印尼共产党。但苏加诺总统在解散印尼共产党的问题上寸步不让。苏加诺总统迟迟不解散印尼共产党的暧昧态度引起一些人的更大不满。3月11日上午，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召开内阁会议。在会议进行中，总统的副官萨布尔准将向总统报告，来历不明的部队包围了独立宫。总统听了之后，借口有急事，便同苏班德里约和盖鲁尔·萨勒两位副总理一起匆匆离开会场，乘直升机飞往茂物。这完全是苏哈托一手导演的。苏哈托还委托苏加诺的家属和好友做苏加诺的工作，劝说他把权力移交给苏哈托将军。最终，苏加诺被迫签发了一份《命令书》。《命令书》说，苏加诺总统命令苏哈托将军可以总统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维持治安和社会稳定，保证政府的正常工作。苏加诺总统签署了这份《命令书》，标志着他大权旁落，他的总统、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伟大的革命领袖等桂冠已有名无实，而真正的实权已紧紧地握在苏哈托手中。

苏哈托接到苏加诺总统的《命令书》之后，于第二天就作出了“解散印尼共产党”的决定。苏哈托紧接着宣布不准其他政党或群众组织接受原印尼共产党成员，并要求印尼共产党成员向就近的政府机构报到。以后，苏哈托又策划撤销了赋予苏加诺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和“终身总统”的头衔。根据不完全统计，印尼共产党有近 30万人被杀害和判刑。

当然，整个“9·30事件”中最让人吃惊的就是印尼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艾地被迅速杀害。这对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一个东南亚最大的共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摧毁了，中共在东南亚最大的盟友国转眼之间也变成了”敌国“，而苏联共产党此时也指责这是毛泽东冒险主义的巨大失败。毛泽东面对血淋淋的事实，口气仍然强硬，但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

不过，1965年一年中，毛泽东都显得非常郁闷。

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好。”对这番话，贺龙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向周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笑了笑，表面没怎么在乎。但到1965年初，毛泽东就作出了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很明显，马林诺夫斯基一番话对他刺激不小。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心情是怎样的，不言而喻。

也在1965年，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毛泽东听后突然气恼起来，回答道：“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越发严重了。”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不满。在另外一个外事场合，他幽默地地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也在另一个外事场合，毛泽东突然无缘无故地发火，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了。”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上海，精神状态仍然低沉。不久，毛泽东来到杭州。毛泽东什么人也不见，只和江青通电话以保持和外界的联系。在这里，毛泽东听到了艾地遇害的消息，郁闷的心情达到了顶点，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首诗。